我们家住在东郊工业区的跃进坊。你以为坊就是作坊的坊吧，酱油作坊，豆芽作坊，或者是鞭炮作坊，哦，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坊不是那个坊。我们的坊是大跃进传下来的古老称呼了，一坊就是一处宿舍区。听说我们东郊共有三十六坊，或者是一百零八坊，谁弄得清楚呢。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干巴巴的红砖楼就像废弃的火车厢，乱七八糟地撂在荒地里。这儿是真的安静啊，安静得连红砖墙都长出了成片的蘑菇和青苔。从前，我妈妈说，从前这儿是热气腾腾的地方，成千上万穿蓝装的工人川流不息，厂房连着厂房，就像田坝连着田坝。我到今天也不晓得，为什么工厂的名字都跟密码一样如同天书，123信箱，456信箱，789信箱，隔着嵌花的栅栏，厂区的林荫大道长长地延伸，延伸到一个烟灰色的终点，多么气派和神秘。当然，那是从前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你到了东郊，还以为是到了月球呢，要多么荒凉就多么荒凉。先是烟囱不冒烟了，后来厂门上都吊了一把大铁锁。航车停了，电灯不亮了，机床生了锈，很多人下了岗，人气就散了。就算不是月球吧，东郊也荒凉得像蝗虫篦过的镇子，瓦檐口被雨水和风咬出了蜂窝，楼群见出了出土文物一样的破旧，就差没有人在上边钉个铜牌，标明这曾是哪位名人可怜的故居。名人和屋子都同样的可怜了，不过，屋前屋后还有银杏、梧桐、黄桷、皂荚、桑椹……还有没心没肺的芭蕉，依旧在春夏天里茂盛如旧，亭亭如盖，绿得让人心慌。坊里心野的家伙早就跑出去野了，上新疆淘金子，下海南炒地皮，留下那些趿着拖鞋、抱着茶碗的老头、妇女，在黄桷树下不分昼夜地搓着小麻将。

    小麻将不是什么军事术语，小麻将就是输赢只有几毛钱、几分钱的小麻将。输赢小，是因为挣得少。妈妈就说过，哪个不想打大麻将呢，一掷千金，多豪迈啊！可是你和他都下岗了，一个月就只有百把元，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熬干了，也就是百把元啊。你说这个麻将如何不小呢？！

    我们的家住在一楼，我的床头正好临窗，那些麻将桌就像摆在我的枕头上。好在搓麻将的人是很少说话的。麻将桌上所有的话都是废话，人人都是凭着肚子在盘算。麻将在桌布上转动的声音，就像陆战靴走在塑料跑道上，屁响屁响的，有时候他们和我心意相同，搓的人心头发紧，听的人就心烦得要吐。

    妈妈又跑边贸去了。她恐怕已经赚了几个小钱了吧。她临走时总要给我留下一大堆方便面，是那种120的康师傅面霸。她做过厂里的会计，计算什么事情都不糊涂，我也就能够根据方便面的数量，知道她要出门多少天。当然了，她还给我留下一摞钱。钱的多少，取决于她心情的好坏。她自己快乐，对女儿的负疚就多，给的钱也多；反过来，她难过，觉得别人都有负于她，她给我的钱就少。屋子里黑洞洞的，从窗外射进来的灯光，把屋子照得更黑了。我懒得开灯，就摸索着给方便面泡上开水。方便面发出一股很干脆、很温暖的香味，很接近把一把干葱烧糊的味道。我喜欢这种味道。喜欢那些在电影电视里大吃方便面的男人，吃得呼噜噜响，满头大汗，鼻子通红，就露出一股霸气来。我又想到了陶陶，陶陶是有霸气的，没有想到他的霸气碰上包京生，一下子就瘪了，跑气了，不见了。

    我是进高中时才认识陶陶的。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吃了一惊，我心里就是那么格登了一下，真的，我听到了胸膛里格登地一响，就像断了一根骨头一样。我对自己说，哇，怎么会是他呢？

    你问他是谁吗？其实我也不认识，我不晓得他是谁。天晓得他是谁？初三毕业后的暑假漫长得无边无际，在我的记忆里，天天都有雨水落下来，落在芭蕉肥大的叶子上，就像古代计时的水漏落在盘子里，无聊得让人揪心又揪肺。我翻出爸爸的望远镜，透过窗户朝外看。望远镜是爸爸买的处理军需品，只有一个镜头还管用，即便做一个玩具，我也嫌它丢我的面子。但是在那个百事无心的时候，望远镜还是给我带来了一点儿的惊喜。越过一片滴水的芭蕉叶，一条坑洼泥泞的水泥路，我看见路口黄色的公用电话亭。在灰蒙蒙的雨幕里，在干巴巴的红砖中，黄色就像油菜花那么惹眼又好看。当然，让我不厌其烦看出去的，并不是小小的电话亭，而是在正午之前匆匆走过望远镜里的一个男人，而电话亭就是他最好的背景。雨不过午，雨水在正午之前总是要歇上一会儿的，他把雨伞夹在腋下，两手抄在裤兜里，背微微地驼着，是那种有意做出来的驼，漫不经心，又从容不迫。他显得总是有心事，但这心事又显得恰到好处，增加了他的分量，却不能够把他压得垮下去。我从没有见过他，在产业工人大本营的东郊生活着这么一个人，也真的算奇迹。事实上，他只是生活在我的镜头里，我一旦把望远镜拿开，他立刻就消失了。我曾经想在正午前跑到电话亭去等他，就近看看他，可是我不敢。为什么不敢？怕自己脸红，也怕他让我失望……谁晓得呢？

    后来我撑着雨伞去查了电话亭的号码，这件事情，我现在唯一记得清楚的就是这个号码了，86744501，并不好记，可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每天当他一点点走近电话亭的时候，我就往86744501拨电话。我听不见铃声，但是他能够听见，我希望有一天他会把话筒摘下来，我就说，喂，你好……然后，我不晓得该怎么说了……当然，并没有出现然后，因为他一直都是自顾自走自己的路。有一回他停下来，打量着话筒，犹豫不决，他甚至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朝着话筒伸过去。我在大约百米之外，一手举着独眼龙的望远镜，一手攥着话筒，我觉得自己心都要蹦出来了。就在那个片刻，铃声断了，我愣了一小会，赶紧重拨，8-6-7-4-4-5-0-1-！但是我抬起望远镜时，他已经不见了。雨水的季节过去了，我再也没有从镜头里见过他。因为有一天我把望远镜摔到了地上，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了。

    我把这件事情给朱朱讲过，我说我很傻，是不是？朱朱婉尔一笑，她说，哪个女孩子没有做过傻事啊？知道吗，那个人是你的幻觉，根本没有他。

    我当时觉得朱朱是对的。是啊，一定是幻觉，要不然，我怎么就根本想不起他长的什么模样呢？

    当我第一眼看见陶陶的时候，心里忽然一下子雪亮了：他多像在雨天的正午前，从我的镜头里走过的家伙啊。我当然晓得他不是他，他是男人，而他还是男孩呢，可有什么关系呢，男人都是男孩长大的对不对？陶陶是男孩子中间最高的，头发左边染了金黄色的一小撮，抄了双手在裤兜里放着，站在男孩堆里，满脸都是满不在乎。后来，他说他看见我头发那么短，短得就像板寸，嘴巴闭得那么紧，紧得就像老虎钳子，就是一点都不像个女孩子。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喜欢我？他说，我其实没有喜欢你，我只觉得心烦，怎么会钻出这样子一个女孩呢！是啊，陶陶说，我只是想咬你一口，好比一条狗要咬另一条狗。

    我说，狗屁！

    头一回的班际篮球赛，我们班的女生都为陶陶吼哑了嗓子。其实他的动作并不优美，也说不上矫健，常常用胳膊肘撞人，还抱着球乱跑，但女孩子是多么贱啊，横竖都要扯起了嗓子为他惊声尖叫。我也是瞪大了眼睛追着他看，可我的喉咙堵得慌，发不出声音来。我老在想，这个人真就是那个人啊？哦，太奇怪了，这个人就是那个人做男孩的时候吧？我其实对那个人一无所知，但是我盯着陶陶，确实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就像电影里常常出现的情节，兵荒马乱、人潮汹涌，在拉得慢而又慢的镜头里，一个人向着另一个人挥手跑去。跑啊跑，总是跑不到一块儿……。

    比赛结束后，一声破锣响，高二?一班输惨了，我永远记得那个比分，14:62，跟邮戳一样印在我们的胸膛上。我们班的运动员都垂了头，做了贼似地心虚。只有陶陶抱了球望着天空，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他的满不在乎里充满了委屈，更让女孩子想为他哭泣。嗯，是真的，好多女生都哭了，你抱我我抱你，哇哇地乱哭，都是要挖空心思哭给陶陶看。我忽然觉得很心烦，我不是烦那些假眉假眼的小女子，而是烦自己也变得有些假眉假眼了。噢，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也会掉泪，为了那个输得精光的家伙噗噗噗地滴下一串什么水……我撇下大家，一个人朝教室跑去了。

    但是在教学楼第三层的拐角处，陶陶突然追了上来。他说，妈的×，就是输在你身上！拉拉队闹得那么凶，就你像个丧门神。

    我转过身，冷冷地看着他，我说，你要是专心打球，咋个会晓得我是丧门神？男人没出息，只会拿他妈的女人来出气。

    陶陶胀红了脸，举着手来，做出要扇我的样子。那时候我还不相信，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会对女人下重手。我仰起头，迎着他的手。我的样子是在说，你扇吧你扇吧，你就是这样扇一个女孩子的？！事后想起来，我的脸一阵阵发烧，我的样子是不是像在撒娇？我对自己说天哪，你居然也会给男孩子撒娇！

    陶陶的手举得更高了，举起来却是轻轻地落下去。陶陶似乎看见了我眼里的泪花，那些泪花让他犹豫了一小会。他这一小会的犹豫我印象深刻，他总是一个在关键时候要犹豫的人吧？陶陶的手落下来，落在我的脸颊上。他抚摸了我的脸颊一小会，忽然狠狠拧了一大把。他跑掉了，而直到放学的时候，我的脸还在撕裂一样地痛。

    陶陶请我上了他的捷安特。

    我们在一条小街上吃的水饺、刀削面和酸辣粉，我付的钱。吃了饭，我们就在街上晃。在一棵梧桐树的影子下，陶陶吻了我。我十六岁，陶陶也是十六岁，第一次有男孩子用嘴唇碰了我的嘴唇。但我后来告诉朱朱，我知道陶陶不是第一次，他做得实在很老练，满嘴的醋味、蒜味，还有烟臭味，全是男人的味。我蜷在他怀里，一身都软了。可我是什么也没有说。可怜的陶陶也是什么也没有说。真的，我们一点都不像那些狗屁里写的那样，说不完的肉麻话。

    朱朱曾对我说陶陶靠不住，她说男人都靠不住，女人都是天生的情种和傻瓜。朱朱从没有和哪个男孩子单独约会过，谁都不知道朱朱的心里藏着哪个男孩子。她要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就一定是在嫉妒我。至少那时我觉得她是嫉妒我的，不是吗，我把全班最棒的男孩牵走了。

    但是，那天在烧烤摊为了阿利，我与包京生冲突之后，朱朱再一次提醒我，陶陶的力量不是为你准备的。

    朱朱的理由是，当我遭受包京生的威胁时，陶陶根本没有打算要出手。她说，就是包京生把耳光扇到你的脸上，他也不会出手的。包京生要试他的深浅，他也要试包京生的深浅。这一点谁都看出来了，就瞒了你一个，因为你是情种加傻瓜。

    我怎么会是傻瓜呢？我只是不说罢了。因为我只能装傻，无话可说啊。有一回麦麦德的对手给他一把弯刀，说这是一根香蕉。麦麦德就把弯刀接过来，嚼碎了吞进肚里去。他的主保佑他，他还活着。麦麦德说，装傻的人是有福的。不知道这话是否也适用我？我其实不想装傻，只是被自己钳上了嘴巴。

    我说朱朱，你别责怪陶陶了，既然是朋友，那你为什么也不帮我呢？

    朱朱婉尔一笑。她本来是个典型的小女孩，笑起来就成了一个小女人了。她说，我就是想让你看看男人是什么心肝啊。

    我不喜欢朱朱的这个样子。

    我从没有向谁隐瞒过我和陶陶的关系。我还想过，就是父母问我，我也会坦然承认的。但我的父母并没有问过我，他们甚至叫不出我任何一个同学的名字。朱朱是第一个询问我的人，我上了陶陶自行车的第二天，朱朱就问我，陶陶算你的什么人呢，风子？

    我笑着说，男朋友。我伸手拢拢她的刘海，我说，就像你是我最好的女朋友一样。

    朱朱摆摆脑袋，把我的手摆开。这个回答，并不让朱朱高兴。朱朱是我们高二?一班最漂亮的女孩子，她也是因为漂亮才当上班长的。朱朱属于那种小小巧巧的美人，甚至粗粗一看，会把她和宋小豆混淆起来，而实际上她们是完全不同的，宋小豆没有朱朱漂亮，但朱朱一点没有宋小豆的骄傲。朱朱的的漂亮不是张牙舞爪的那种漂亮，是怯生生的，招人怜的。她还是“小青蛙广播站”的播音员，她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听，是那种南方普通话的怯生生的好。选班长的时候，全体男生和七成的女生都投了她的票。

    宋小豆对选举的结果是不满意的，她说，应该选个镇得住堂子的人当班长。可谁镇得住堂子呢，只有陶陶。上课乱哄哄的，陶陶吼一声，妈的×，吃饱了撑的啊！教室里立刻就会安静下来了。宋小豆就是专门用陶陶来镇堂子的，而她又用别的法子镇住了陶陶。后来，宋小豆就成了全校最镇得学生的班主任。她背着手在操场上走，长辫子在右边屁股上一颠一颠地颤，后边就有别班的男生指指点点，说，看，宋小豆，连陶陶都怕她呢。

    不过，陶陶还是当不了班长的。他的主课成绩总在60分上下，而且抽烟，打架，老挨宋小豆的骂。宋小豆提了班长的标准，却提不出人选，还是就让朱朱当上了。朱朱激动得满面通红，就职演说语无伦次。她一会儿感谢老师同学，一会儿又感谢父母、校长……。宋小豆皱皱眉头，用英语咕哝了一句什么，一挥手，就把朱朱赶了下去。宋小豆说，当班长又不是领奥斯卡，做什么秀？

    朱朱哭了，抽抽搭搭一直到下课。朱朱哭起来最好看，娇媚得很。我一边劝朱朱，一边叫陶陶，还不来献献殷勤啊？陶陶穿着陆战靴，橐橐橐地走过来，在朱朱的脑袋上拍了拍，他那么高大，朱朱那么娇小，他拍她的时候显得很自然，自然得让我没有一点儿妒意。我只是想，这家伙要是拍的是宋小豆呢？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陶陶敢去拍宋小豆！

    但是朱朱把头使劲一摆，说，少拍我！

    陶陶倒不尴尬，紧跟着再拍两下，说，拍了又怎么样？

    朱朱很不情愿地笑起来，她说，风子，你有苦头要吃的。大家都笑了。那时候的陶陶，是真有一股憨气和豪气的。我说，要是宋小豆也骂了我呢？陶陶四下看看，很壮烈地说，我就呸她一口！我知道他是没有这个胆量的，可还是有说不出的欢喜来。因为我就像朱朱说的，是天生的蠢蛋。

    我倒是真的不相信陶陶会怕包京生。包京生算什么东西。

    我亲眼见过陶陶和体育老师打架。体育老师是从昆明军区体工队退役的举重队员，矮得跟铁塔似的，小眼睛里全是焦躁和狠辣。同学们不守纪律，他就惩罚大家围着操场跑上二十、三十圈，或者做两百个仰卧起坐。终于有一回陶陶带头起哄，老师劈脸扇了他一耳光，大骂：老子早就晓得你有这一天！

    陶陶也不答话，一拳就把老师打得趴在了地上。地上有一凼污水，老师倒在污水中，就像一头死猪栽在粪坑里。那一拳也是打在脸上，老师真是措手不及。为了这一拳，陶陶苦练了整整一个月。陶陶对我说，看见了吧，谁比谁狠？妈的×。

    在学校对陶陶作出处理之前，陶陶已经同体育老师达成了和解：他在三天内付给老师两千元作为赔偿，而老师则改了口，向蒋副校长说明是自己一不留神滑倒的。我问陶陶，那两千元从哪里来呢？陶陶说，我爸爸会给我的。陶陶的爸爸是南河坝辖区工商所的副所长，没有多少钱，但从来都不缺钱。他爸爸有一句名言，经常在饭桌上说给老婆和儿子听，“要善于把别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说说而已，并没有教育陶陶的意思，但陶陶记住了，还经常讲给我听。他说，受益匪浅，真他妈的受益匪浅啊。

    受益匪浅这个词是我教给陶陶的，不然他怎么会说呢。麦麦德在漫长的，也可能是永远的旅行中，常常和别人比武过招，他赢了，就说你给了我面子；输了呢，就说受益匪浅。陶陶用它来比喻他爸爸给他的教诲，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一回他想试试自筹资金，就开口向阿利借。阿利有些发傻，说回去问问爸爸。谁都没有想到，第二天，阿利就把钱带来了，装在一个很正规的红包里，外边印着烫金的“恭喜发财”。数目不是两千，而是两千加五百。阿利还给了陶陶一个手机号码，说爸爸要和他谈几句话。陶陶当着我的面，就用学校的IC电话拨了过去。电话通了，他只说了句“叔叔您好，我是陶陶”，就没有再吭声。他一直都在听，我、阿利都没有说话，其实只有一分钟，在我的记忆里，就像过了长长的几小时。陶陶挂了机，对他们笑了笑，笑得很勉强。过了一会儿，说起中午去吃烧烤的事，他脸上的表情才自然起来了。

    我问阿利，你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阿利说，生意人。阿利想了想，又补充一句，温文而雅的生意人。

    我现在给你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们那时对阿利多么无知啊，他只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一个人人都想咬一口的肥肉。对我来说，他也仅仅是一个需要照料的小家伙。可怜的他到底是谁呢？谁这样去想过呢。

    *第三部分

    包京生常常说自己是西藏人、拉萨人、北方人、北京人，而且常常用粗鲁和大大咧咧做出更合适的证明。可是我觉得他狗屁都不是，他是哪儿的人？他现在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人。陶陶找他的小兄弟打听过了，包京生哪是什么随父母内调，他是因为顽劣成性被父母赶出来的。也许是他捅了别人，或者抢劫了别人，他被拉萨的一所中学反复开除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