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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十五章 兰花揉成了泥丸

    阿利说,那天下午,包京生吆喝着出租车在城里兜了一个大圈子。阿利胆战心惊,他问他,去哪儿呢?包京生闷了半天,突然大叫停车!的哥吓一跳,嘎吱一声尖叫着把车停下来,三个人的头都猛然向前撞去。撞倒是没有撞出事,但却被撞得懵里懵懂。

    他们站在街沿边好久,包京生把手搭在阿利的肩膀上,他说,对不起,哥们,陪我很无聊吧?

    阿利弄不清楚这是城东还是城西,天麻麻黑了,街上的车很多,人很少。阿利心里发毛,他说,我没有说无聊啊。

    包京生很勉强地笑了笑,把手收回来。他说,你赶紧回家去吧,啊,可怜的阿利。

    阿利的脚犹犹豫豫退了几步,他说,你呢?

    包京生说,我,管我干什么?还没有想好。操,找个地方寻乐子吧。

    阿利就问,寻什么乐子?

    他说,寻乐子嘛,就是寻乐子,什么乐就是什么吧,操。

    阿利忽然就跟着笑了起来,他说,我也跟你去乐一乐吧?

    阿利忽然想去乐一乐,他从来没有好好地乐过一乐,他后来告诉我,妈的×,从来都是别人找我的乐,格老子也该找别人来乐啊。他说,包大爷们,我跟去找吧。

    包京生听阿利这么一说,原先是胸有成竹的,忽然就像是没有一点主意了。他拿手背在脸上揩了一把汗,说,天哪,我的少爷,我该怎么侍候您呢?泡红泡沫?

    阿利怪怪地笑了笑,说,还是找个能出汗的地方吧。我不喜欢酒吧,酒吧里的冷风吹得人心慌。

    包京生就带了阿利去一条小街上吃麻辣烫。麻辣烫其实就是小火锅,只不过都是矮桌子矮凳子,挤在一间铺面里,或者顿在尘土飞扬的街檐下,二十四个火头的煤油炉在桌下熊熊燃烧,红辣椒在水里滚滚翻腾。包京生和阿利把鸡零狗碎的东西还有很多剑南528啤酒灌满了一肚子,一身都是大汗淋漓。阿利都撑得要走不动路了,包京生说,去洗个脚吧。阿利睁着醉眼说,洗脚就洗脚,我还想洗洗肚子……呢。小街上洗脚房一间挨着一间,挂着红灯笼,门口站着被红灯笼映得红通通的小姐们。包京生带着阿利进去,洗到天快亮了才出来。

    朱朱说,就只是洗了两只脚?

    阿利浮出一丝笑来,那笑是从嘴角浮出来的。他说,该洗的地方都洗了。

    朱朱愣了一下,红了脸,说,阿利,你变了。人要堕落,只需要一个晚上,对吗?

    阿利在床上侧了侧身,摘了一枝兰花,放在鼻孔那儿久久地嗅着,过了好一会儿,他说,风子,人做了什么事就算堕落呢?

    我说,狗屁,你算什么堕落。真正堕落的人,站你面前,你也看不出来的。

    朱朱说,风子,你真是疯了,包京生劫持他,拉他去洗……脚……你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你不要跟我争,你跟我争,我会难过的。阿利,你接着说吧。

    阿利把兰花从鼻孔那儿拿开,放在手里捏着,捏了又捏,捏成了一团淡蓝色的泥丸子。他说,没什么要说的了。后来,我们找了一家酒店住下来,就是假日酒店,隔了河可以望到皇城广场的毛主席像。白天睡觉,晚上我们出去找乐子,玩。当然,也就是鬼混吧?

    我说,阿利,你就没有想到给阿姨打一个电话吗?

    阿利傻了一下,哈哈地笑,你们不是说我被劫持了吗?做人质,还能想做什么做什么?!

    阿利的笑声里有一种撒野的东西,至少是做得有些狠劲,还有些满不在乎。我觉得心里酸酸的,我说,阿利,你真不是从前的阿利了。

    阿利看着我的眼睛,他说,风子,你觉得我真的变坏了吗?

    我摇摇头,柔声说,你变得不再需要别人来疼了……你接着讲吧。

    阿利说,我们最后一次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在大堂远远望见一个人,很像是陶陶呢。可他不是陶陶,是一个侍应生,穿着红衣红裤,还戴着红帽,胸前的金色绶带闪闪发光。他正在帮老外提着箱子上电梯,虽说是侍应生,样子倒是派得不得了。我说,陶陶要是来干,也准是神气活现吧。包京生就哼了一声,说,他也只配干这个了。后来我们就去了芙蓉楼喝啤酒,要了一桌子的菜,包京生说,我们出去就散了吧,本来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还是各走各的道吧。他喝了很多,连声给我说对不起。我说,有他妈的什么对不起呢?我是痛快得很啊。

    金贵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发出声音。他说,你们哪晓得,陶陶正在门外侯着你们呢。

    阿利瞥了金贵一眼,说,陶陶,你怎么晓得有陶陶?哪有什么陶陶!是他妈的条子,还有记者扛着摄像机追着赶。他们瞎咋呼着,说要抓住劫匪。我不晓得我们怎么就成了劫匪了!我们没命地跑,后来跑不动了,包京生回身一拳把个条子打翻在地,他们就开枪了……我倒在地上,觉得子弹射中的人是我。我就想,让我就这样,好好睡他妈的一觉多好啊……

    金贵说,包京生要判重刑了。

    阿利说,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吗?我可以证明,他没有……。

    金贵说,不需要你的证明,成千上万的观众都看到了,劫持人质,暴力拒捕。

    阿利说,这不公平,不公平,……

    这时候,一直靠着阳台的阿姨走了进来。她的脸色仍然是白得不得了,我还发现,她的个子其实是意外的瘦削和高挑。她伸出手来,她的手指也是意外的细长又细长,但是是竹节那样坚硬的细长,和葱葱蒜苗的细长不一样。她把手放到阿利的眼前晃了晃,突然抡开了手,啪啪啪地扇起了他的耳光来,她接连不断啪啪啪地扇着,用手心、手背扇,狠狠地扇,我们全呆了,没一个人想到要去劝阻她。等她住了手,我们才看见,阿利白晰的面孔已经变紫、变乌了,鼻血淌下来,把被单、铺盖、枕头全都弄脏了。阿利艰难地喘息着,就像是马上要死了。

    但是,他妈妈的脸上并没有一点表情,她冷冷地说,公平,你晓得啥子是公平吗?混蛋!

    泡中的师生都预感到,包京生劫持阿利的事情既然上了电视,下一步就是媒体的大肆炒作了。至少蒋校长在扩音器里是这么认为的,他说,一切敢于以卵击石的家伙,都将落到自绝于人民的下场。全社会都在关注这起中学生绑架案,各班都要注意媒体对此进行的跟踪报道、深度报道、连续报道、述评报道……喇叭安静了一小会,那是扩音器在做出深刻的思考。然后,他接着说,当然,还有等等等等。

    但是,接下来我们并没有看到等等等等的报道,甚至没有任何的报道。我们每天都在晚报和商报上寻找,我们要找的东西却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这给我们有一种清风鸦静的感觉,静得让人不舒服。这的确很奇怪,在这个夏天,闷热、潮湿、烦躁和安静居然是同时到来的。肥大的泡桐树叶在热风中翻卷着,柏油马路踩上去,都要留下深深浅浅的坑。朱朱说,谢天谢地,包京生可能要逃过这一劫了。

    我对朱朱的话不以为然。逃过是什么意思,好象他是本应受到惩罚的,却侥幸过了这一关。我相信阿利的话,包京生是无罪的。晚上我常常被热得睡不着觉,就坐起来望着窗外发傻,就好像在等待一口清风吹来。当然,我什么也等不到。我想起包京生,我已经很少很少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想起他了。我努力不去想他现在的模样,他睡在哪里,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只是去想他从前跟我说过的话,可是这些话没一句是让我难忘的。后来,我想到了他热腾腾的气息,这种气息是真实的,好像他还把我圈在他的怀中,我身上被他咬过、啃过的地方,在轻轻地发辣,发痛。包京生啊,我想,你在怎么熬啊。

    爸爸的保卫工作从白天转到了晚上,因为厂子在一天天垮掉,就像一个臃肿的人在一点点地死去。总有人乘着夜色从车间里搬走工具、零件,或者割走几十米电缆,灰狗子们呢,他们睁着眼睛呼呼大睡,等于告诉他们平安无事。而且灰狗子也越来越少了,厂里养不起这么多能把品碗吞下去的大嘴巴。厂长,就是爸爸口口声声尊为首长的那个人,亲自把爸爸找去谈了话,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就值夜班吧,老何。你值夜班我吃得饱,也睡得着。拜托你守住厂门,就像卡恩守住德国的大门一样。厂长还很年轻,高大、结实,声如洪钟,大热天也穿西装、系领带,而且是出了名的足球迷。可怜我的爸爸,他根本不知道卡恩是谁,他从前只知道守仓库,现在只知道守厂门。厂长的话,把他的脸都涨红了。他站起来,立正,哆哆嗦嗦敬了一个军礼,他说,请首长放心吧。

    厂长笑笑,再拍拍我的爸爸的肩膀,说,稍息,请稍息吧。

    当天晚上,爸爸在厂门口堵住一个扛着砂轮出去的工人。他说,把东西放回去。那工人是个络腮胡子,光着上身,在路灯下,胸脯上的汗珠就跟猪油一样闪闪发光。父亲边说边拿警棍指着他肩膀上的砂轮,很温和地补充道,放回去你就没事了。

    络腮胡子闷声闷气,我可以把砂轮放回去,我女儿的学杂费你来给我出?

    爸爸说,我没有钱给你出,我女儿也要交学杂费。

    络腮胡子说,那你就让开,当心砸了你的脚背啊。

    但是爸爸不让,还拿警棍有节奏地敲着他肩上的砂轮。砂轮当当地响着,比他们说话的声音好听多了。而且是在又湿又热的晚上,立刻就有许多闲人围了过来,都是厂里的工人和家属,都在脸上挂了笑,要看怎么个收场。

    络腮胡子就侧着身子撞了爸爸一下,他那么魁梧,又带着砂轮的重量,爸爸哪里经得起,他摇摇晃晃一阵,总算没有摔倒。他把警棍横起来,在络腮胡子的胸脯上戳了一戳。络腮胡子的胸脯上长着一片卷曲的毛,被黑油油的汗水浸泡着,像野猪鬃一样可怕。警棍在上面一戳就滑了开去,好象一个没有站稳的小脚老太太,围观的人群哈哈笑起来。络腮胡子很不高兴,就把砂轮小心翼翼地搁在地上,他说,妈的×,你多管闲事!他虎地一拳打在我爸爸的肚子上。我爸爸捂住肚子,很艰难地跪了下去。他说,妈的×,厂长不管要你管!又提起脚来,蹬在我爸爸的头发斑白的头顶上,我爸爸就慢慢地仰天倒下了。

    人群嗡嗡地闹起来,一个老婆婆刚刚还在露着牙梗笑呢,这一会儿气得脸都发青了,她冲进来一把抓住络腮胡子的手臂,说,没有王法了!你来打我嘛!你来打我嘛!络腮胡子一甩手,老婆婆的手就被甩脱了。她又叫,打电话,给110打电话!不要让他跑脱了!

    那络腮胡子也不跑,长长地唉了一声,在树影里蹲下来,点燃一根烟,闷头闷脑抽起来。

    爸爸爬起来,一头的灰,一头的泥,他说,不要报警,不要报警。让他走吧,他再不会做这种事了,对吧?

    络腮胡子拿拇指把烟头摁熄,直起身来就走了。围观者一片寂静,没一个人吭声。

    爸爸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他抽着烟,坐在屋子中央那把苍老的藤椅上,让风扇呜呜地吹着他。我一直都弄不懂,这把藤椅为什么总是放在中央呢?而爸爸只有在家里才抽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我说,爸爸,这是部队上的习惯吗?爸爸笑了笑,说,是我的习惯。

    我又问他,那个络腮胡子怎么处理呢?爸爸说,处理什么呢?谁去处理呢?不会有什么处理的。

    我忽然觉得,爸爸很伟大。他什么事情不知道?厂长听说爸爸护厂受伤后,打了手机来慰问,是我接的电话。隔着话筒,我都能嗅到刺鼻的酒精味。我说,他没什么,他喝酒去了,喝完酒去唱歌,唱完歌还要泡桑拿。谢谢你总是想着他。我就把电话挂了。父亲就坐在苍老的藤椅上抽烟,一言不发。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去谈到妈妈了。因为我们一谈到妈妈,就会觉得她更加遥远。她开始给家里汇款,一般是一个月,可有时候是半个月,还有一段时间是三天两头。她不打电话了,也不写信了,汇款的节奏就好象她的心情一样,一阵平静,一阵折腾。汇款单从来没有去支取过,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铝制的饭盒里,搁在枕头边。我也从不问有多少钱,问过一次,爸爸说,你要花钱就自己去取,不要让我看见。

    噢,你说,我还能再问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把包京生和阿利的事情讲给爸爸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总得讲点什么吧。他讲了他挨打的事情,而我似乎就在回报他一样。我讲着讲着,就看见爸爸把头吊在胸前,跟睡着了一样,只有风扇还在呜呜地吹。我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还要讲下去,爸爸却唔了一声,说,讲啊。我就接着讲,讲完了,我说,爸爸,包京生会没事吧?这一问,连我都觉得莫名其妙。我问爸爸,爸爸知道什么呢?

    爸爸抬起眼皮,手指里夹的香烟都全烧成灰了,扭成了一条弯曲的灰虫,细细的烟灰在慢慢地飘落。他看看烟灰,并不弹掉它。爸爸说了一句粗话,这是部队里经常说的口头禅,所以也就不算是粗话了。他说,该死×朝天!

    我觉得爸爸真的很伟大。

    *第十一部分

    阿利其实已经不是阿利了,因为他身上穿的不再是Lee了,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牌子,他看起来好象更加随便,却反而让我们觉得生疏了。他衣服上的洋码就连宋小豆也不懂,有一回她虚了眼,凝视着那些字码,动了动嘴唇,试图要把它们读出来,却一直都没有能成功。她很难得地笑了一下,她说,不是英国货,也不是美国货。阿利,你更阔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