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之兄：
一、第五十五册千秋上文章，都拜读了。特别是开头三篇，读后想起军中往事，不胜感慨系之。弟在军中生活时期，尚无幸会军中乐园之机会，因还无此附设单位之创办也。读大文，才知军中乐园，属军中政工业务职司之一，要与军中康乐同一范畴乎？大文对于军中乐园各方资料搜集之丰富，真是内容实在之佳作。以前教书时，曾和一位新由外国留学回来执教之青年学者闲谈美国博士学位研究题材之精细方面事，承其举例，说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者，有以中国《孔雀东南飞》为研究，而其重点在研究探讨孔雀为何东南飞，而不西北飞的缘故何在？又有人则以中国北洋军阀为研究者，说其博士论文，即为北洋军阀的姨太大有多少？或是北洋军阀的军力马靴论。既然如此，则兄大作《军中乐园的血与泪》，附上「《小记私窑子》和《营妓考》，要亦具有美国博士论文精细之资矣。我如此说，绝非瞎恭维的。弟忆一九五一年三月到次年七月部队将要整编时这段期间，我在驻防彰化的野战部队的军司令部做侍从军官室之首席兼卫士排排长。我那一排的卫士，都是久历戎行的沙场老兵。他们打仗的战技枪法，固皆第一流的，但每到一地，不久即能找到暗门子的私娼土窑子去寻花问柳，也有一手的。那时，没有军中乐园这玩意，我排上的老弟兄，由实际代我负责管带他们的一位排附准尉（由老资格的卫士班长升上来的）领着去逛私娼上窑儿去寻乐子。我们驻防彰化南廓国小，就在学校附近，便有人开洗澡池（专赚阿兵哥的钱），洗澡池房有间小木屋内（也是专赚阿兵哥的钱），便有土窑姐儿玩的。洗澡（大池子）一次二毛钱，和土窑姐儿玩一次两元。我的十七岁的传令兵（他出来当兵只有十四岁，做长官勤务兵，部队来台湾才十六岁。等我调该部队做他的长官，他才十七岁。他还没有到。，国民服兵役义务的年龄，便已当兵几年，参加战役多次了。像我传令兵这种情形，在我服务军中时，并不希罕的。到老兄服务军中时，恐没有了），头一次跟卫士老兵去土窑子寻乐，就替我惹来麻烦。兹把此事说给老兄听，既凑一趣，也为兄的军中乐园外加一点小资料吧！
我统领的卫士排的弟兄，都是大陆人，各省籍都有，年岁较大，独担任我传令兵的那位，只十六岁年纪，还像个小孩，但长得身体高而结实，所以他们一起去逛洗澡池附近的私娼，有位姿容较好姐儿独中意于他。而他尚是首次嫖妓，毫无经验。因为其同事告他玩一次是价钱二元。他那时每月的收入是上等兵薪水不到十元，我每月津贴他十元，共二十元而已。他初次与妓女性交，以为人一下便算一次，事完之后，他很老实，自己以每一下二元计算，付了妓女快一个月的薪水了。春风得意之后，再去洗澡，同去玩的弟兄和他在澡池内问他玩的经过，他则埋怨带他来玩的同事骗了他，说你们说玩一次两元，为何我要花去十大几块呢？同事了解状况下，除笑他做了冤大头，并要他去找那妓女退钱。他气愤不已，浴罢便再去土窑子，但那妓女不在了，他便在那里砸窑子了，于是他被彰化宪兵抓走（那时宪八团团部在彰化），查明是我的传令兵。当时，我们部队军司令部是彰化市的最高单位（县长是南投人的陈锡卿，国民党头儿是位江西老俵，姓张，大名记不起了），我是部队长的侍从军官兼卫士排长，宪兵单位买我的面子，便把人送交我处理了。我亲去将传令兵领回，责他自己没有嫖妓玩姑娘的经验，自己愿多送钱给婊子，还闹人家窑子做甚，自己做错吃了亏，还砸窑子，徒落人笑。我说了就算了。他以后再去找那妓女，那妓女转去了花坛一家私娼，他找去那儿也未找到。我后来知道了，便严词问他，你还找那姑娘做什么？你还要她还钱给你吗、我并请排附和另两侍从军官（两位副军长的个人参谋）为我好好开导他（更严禁他乱动我的手枪。回他常代我擦拭佩枪也），为的是怕这横小子出事也。又我的卫士弟兄，每说起传令兵当了婊子冤大头事，就要笑他。惟此时，我的传令兵也是花街柳巷的识途老马了。那时我们部队长公馆住台中市，我常派他送东西去台中，后来他便玩上台中市的土窑子了。……（略——编者）又那时私娼都在民间，和住家一般，非识途老马，莫得其门而入也。老兄久住台中，特写来博兄一粲。未知可做老兄军中乐园的外一章否？一笑。
二、送上弟在荣总所拍照片两张，或可作弟前送拙稿挽歌四首的附件。拙稿序言中曾说及老荣民赴荣总看病之诸感慨。此两张照片，或可为此感慨提供一点证明也。匆匆，敬祝大安！周未愉快！
虚一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晨七时写毕
二、李敖答胡虚一
虚一老兄：
四月十九日来信承示种种，极为感谢。
老兄谈及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者，有以中国诗《孔雀东南飞》为研究，而其重点在研究探讨孔雀为何东南飞，而不西北飞的缘故何在等事，使我想起一个笑话。笑话是：为什么孔雀东南飞而不西北飞呢？答案是：因为西北有高楼的缘故！以古诗一句回应古诗一句，正是妙答。其实如此笑话，美国的支那通所在多有。胡适就透露过一个，说某支那通考据出诸葛亮乃音乐家，经人询其所本，此支那通曰：诸葛亮自比于管乐，所本在此！查《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原来支那通是这样读中国书的！管仲、乐毅竟变成了乐器上的管乐，支那通之不通，可见一斑。至于靠支那通混学位、分饭吃的中国假洋鬼子学人，亦复如此。总之，研究中国问题，固非中国学究们所能胜任，亦非外国支那通们所能优为，还得有赖于中国高人们自己的困学纪闻，方足以得真相、存信史。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就是高人成绩的一次展示，试问这种研究成果，岂中国学究们与外国支那通们所能想象者乎？
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也有不足之外。不足之处是我离军中日久，较新的资料增补得使自己不够满意，但我仍下停地找机会增补。便如今天，我就从一位音响专家薛起文口里，得知一九八三年金门地区军中乐园的一些抽样：金门小径地区军中乐园，已经在墙上不挂妓女照片，每位妓女，只有号码，阿兵哥进场以后，随便找哪一号，不在票上预做限制。但买票时，要强迫买一卫生套。妓女中红牌者，房间有冷气设备，并加收五至十元冷气费，以兹贴补。但这种情况，同在金门的金城军中乐园，就大异其趣。金城地区军中乐园属军民同乐型，老百姓也可以去，只是稍贵一点（每次军一百元；民一百二十元）。
从另一角度看，《军中乐园的血与泪》的写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关心民瘼前所未有的新方向。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只会跟妓女调情，他非所问。从李贺的《屏风曲》、《美人梳头歌》，到杜牧的《咏袜》、《不饮赠官妓》，都是如此，他们从不关切民间疾苦。比较之下，一看就知道我们这一代的高人是多么超迈前人了。
当然，相对的，在国民党今日的统治下，妓女的凄惨也是超迈前人的。当年《北平娼妓调查》书中，己有妓女三四等的，每天留一个客住宿，是必定的。其余白天来三四个客……在三四等是极平常的事的记录，可见当年的接客次数，远非我在《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中所述接客五六十次者可比。国民党今日在台湾的黑暗统治，光此一端，即可空前绝后矣！
敖之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