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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不知疲倦不舍昼夜地追着张爱玲的影子飞，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回上海，一直飞进重重迷雾里去——海上的雾太大了，不仅有海雾，还有硝烟。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阴云弥漫。我的灵魂飞在天上，时而清晰，时而迷茫。幸好有断续的胡琴声为我引路，有“克林克赖”的电车线为我引路，有静安寺的钟声和百乐门的乐曲为我引路，还有那清渺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
1942年五月，张爱玲回到了上海，炎樱跟她一起。
由于战争，学业未能完成，那两个奖学金和“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的许诺也成了太阳下的彩虹，看着七彩夺目，却走不进去。
从香港回来，爱玲对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白和胖。在香港，广东人都是又黑又瘦的，像糖醋排骨，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上海人却是粉蒸肉，饱满浑圆，肥白如瓠，简直随时可以上报纸做代乳粉的广告，每一个都是长不大的孩童。
她不由微笑，把学业未完的烦恼暂时放到脑后。
仍旧住在爱丁顿公寓，只是从五楼搬到了六楼；仍旧是每夜枕着电车回家的声音睡觉，每早闻着咖啡馆的面包香起床；仍旧跟姑姑住在一起——和姑姑在一起，即使是租的房子，也是家，有种天荒地老的感觉。
一切都和离开前一样，连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嫁人，抑或工作。不然，何以为生？
钱，仍是生活中头件大事，最磨挫人志气而不容回避的。
这时候才觉得三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她要工作，仍然只好做女店员、女书记员，最好的也不过是做个女教员，或是女编辑员。
或者可以写文章，从前不是给《大美晚报》投过稿，也获了成功么？写什么好呢？自己最熟悉的好像便是电影，大学里最经常的记忆就是同炎樱两个到处去看电影，连战时也不放过。也罢，就写电影吧。
于是她开始拼命地写稿，用英文，写影评，投给《泰晤士报》，评的是《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新生》、《渔家女》、《自由魂》、《秋之歌》、《两代女性》、《万紫千红》、《回春曲》……
写这种小文章，简直不需要构思创意，只是随笔写来就好，那是她自小最喜欢的营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简直再轻松不过了。
天下最轻松最可爱的工作，莫过于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还可以把它换成钱了。所以后来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写着：“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有一天弟弟子静来看她，姐弟三年未见，见了，却也不觉得怎么亲热，仍是淡淡地招呼。在他，是觉得这个姐姐已然遥远，同自己不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甚至不在同一片天空下，三年不见，她好像更瘦了，也更高了，长发垂肩，衣着时髦，十分飘逸清雅；在她，则是因为觉得抱歉——当年母亲收留了她而拒绝了他，使她觉得仿佛欠了弟弟什么，面对他就仿佛面对债主，有种不知如何的拘泥和窘缩。
她沏了一壶红茶，切了块从楼下咖啡馆叫的五角星形蛋糕，同弟弟两个分着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多半只是子静在说，她只是听着，心里风起云涌，表面上却只波澜不惊。
他说：“父亲还是老样子，抽烟片，抽得很凶，家里也很紧张，越来越紧。”
爱玲点着头，并不搭腔。
子静搭讪着问：“姑姑今年有四十岁了吧，还没打算？”
爱玲淡淡地笑笑，仍不说话。
子静又问：“你有妈妈的消息吗？”
爱玲脸上闪过淡淡忧郁：“姑姑说，妈妈去新加坡后，开始还有一两封信寄来，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再没消息了。”她没同他说母亲去香港的事，因为不愿意他问得更多。
子静也是担忧，然而忧伤于他从来都是不深刻的，所以很快又转了话题：“姐姐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没有？”
姐弟俩这才打开话匣子，从电影、书，聊到街景、市场。爱玲絮絮地讲起去静安寺庙旁的亚细亚副食品店买菜的事，那些卖肉、卖菜、卖鸡蛋的人都使她兴趣盎然。她喜欢听他们讨价还价，精明利落，又世故圆滑，有点小奸小坏，可是坏得有分寸。而且文理清顺。有一次她排队买肥皂，听到旁边一个小学徒向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可不是‘薰风’的‘薰’。”
她不由笑出来，现在说起来还要笑：“到底是上海人呢！”
子静也笑了：“姐姐也是上海人呀。”过一下又补充，“不过不大像。”
不知道是说长得不像上海人那么肥白呢，还是说性情不像上海人那么精明。
爱玲并不深究，只是笑问：“做什么老瞪着我看？”
“你的衣服……”子静不好意思地说，“真怪。是香港最新式的样子？”
爱玲这天穿的，正是她在香港做的那件红地蓝白花的布旗袍，“奇装异服”中的一件。她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还嫌不够特别呢！”
子静的脸上掠过一丝惆怅：“从前妈妈第一次回国来，穿着洋服，大家也都说怪……”
提到下落不明的母亲，姐弟俩又沉默下来。半晌，是张爱玲先拾起话头：“你呢？你现在怎么样？”
子静腼腆地说：“我去年夏天考进复旦大学了，是中文系。”看见姐姐面有鼓励赞许之色，自觉得意，又补充，“教英文的是顾仲彝，教中国文学的是赵景深，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我在复旦念了两个多月，可是因为战争……”他的声音低下来。
爱玲嗟哦：“因为战争……”不禁长叹一口气，想起自己未完成的学业。
子静接着说：“大学停课内迁，不愿迁到内地的学生可以拿到转学证。爸爸不赞成我离开上海，所以叫我拿了转学证在家自学复习，让我今年转考圣约翰大学。”
“哦？”张爱玲注意起来，“圣约翰大学很好呀。”
“是，与姐姐从前读的圣玛利亚学校齐名的。”
“是的。”
“姐姐呢，姐姐的学业怎么办？就这么荒废了，太可惜了。”
“是呀，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爱玲愤愤地说，就是学业这件事叫她耿耿于怀——多么艰难周折才能上学，好容易考进伦敦大学，因为战争去不了，转入香港大学，却又因为战争，连港大也毕不了业——老天爷好像存心与她为难！贾宝玉衔玉而生，她却是打着伞出世，无论走到哪里，阳光怎么灿烂也好，属于她的永远是伞下的阴凉。
子静灵机一动，鼓动着：“其实姐姐也可以想办法转入圣约翰大学呀，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同学了，可以常常在学校碰面。”
爱玲面色一动，转又黯然：“不过——学费。”她叹了一口气，“姑姑没钱的。”
姑姑张茂渊回国后一直在英商怡和洋行做事，上海沦陷后，她和一千多位在华员工都被裁员，转去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改在大光明戏院做翻译。一个人生活也还足够，加上张爱玲的学费和生活费那就拮据得很了。
爱玲犹豫地说：“我现在这样子赤手空拳地来投奔，已经很拖累了，如今再闹着要上学，多加一笔学费，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林黛玉吃燕窝——故事倒多。不过上学的事，姑姑也曾提过，说是当年爸妈离婚的时候有过协议的，我的教育费该由爸爸负担，港大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妈妈拿的，现在剩下半年，理当该由爸爸拿出来。可是……”
她没有把剩下的话说完，然而子静已经明白了——自从四年前姐姐在冬夜里逃出父亲的家，至今都没有再回去过。父女俩断绝往来已经四年多了，如今要姐姐回去向父亲低头，开口谈钱，那真是很委屈磨折的。
他于是自告奋勇：“不如我替你跟爸爸说，探探他的口风也好。”
爱玲点了点头。
2
张家这时已经搬出别墅，住进了一幢小洋房，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然而子静避开继母跟父亲婉转地提起姐姐的转学申请时，张廷重倒也没有拒绝，沉吟了一下说：“你叫她来吧。”算是同意了。
过了几天，张爱玲登门了。这是父女反目后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见面。
整个会见过程不足十分钟。
她木着脸提出她的请求，一无笑容；
他木着脸叫她先去报名考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然后她便走了。
自始至终，她没有对他笑过，他也没有对她发脾气。他们都没有提及她的母亲黄逸梵。而后母孙用蕃，则一直躲在楼上没有下来。
在这一次见面之前，他们都是设想过和解的，一个是为了赎罪，一个是为了释怀——无论是罪孽还是仇恨，背负得太久，都会令人疲惫而窒息。他们都希望可以借着这次见面来解脱自己，也释放对方。
然而他们都不能够。
她从父亲的囚室里逃了出来，可是她的记忆还锁在那里；他已经不见他的前妻十几年，然而在女儿的脸上却仍读到她的神气。
他没有忘记她曾经是怎样的叛逆，她也没有忘记他曾经是怎样的暴虐。
他们两个，都不能忘记。
1942年秋天，张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张子静进入经济系一年级。姐弟俩终于达成了“同学”的愿望。
其中有个小插曲很让啼笑皆非——文学天才张爱玲在转学考试时居然国文不及格，要去补习国文。真不知是她在香港对国文生疏太久了，还是考卷的内容与形式实在八股？
不过张爱玲倒也没放在心上，只当成一件笑话说给弟弟听，并且开学不久便从国文初级班跳到高级班。
姐弟俩终于可以常常在校园里见面了，而炎樱也一同转入了圣约翰，继续与爱玲同学。两个人一个矮、胖、活泼不羁，一个高、瘦、沉默寡言，相映成趣的画面再次成为校园内的一道风景。炎樱还计议着要做两件衣裳，各写一句联语，在路上遇见了，上下句便忽然合成一对。
她们两个仍然喜欢在穿上下工夫，从中国传统和民俗中获取服装设计的灵感，齐声批评时下看不入眼的装束。
那时有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线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得宽大，方肩膀，直线条。炎樱形容：“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她自己则喜欢穿西式裙子和上衣，搭配一些中国古香古色的装饰；或穿连衣裙，在脖子下加一绣花的像儿童围嘴的装饰；或都上穿杭纺丝衬衣，下系西式裙子，腰间系一条猩红的流苏。总之是中西混杂，能够披挂上身的零件通统拿来，绝不浪费。
张爱玲则是鹅黄缎子旗袍，下摆挂着长达四五寸的流苏，那种打扮只有在舞台上才看得到，即使大学周六下午开舞会，也不会有人穿那种衣服，亮晶晶地耀眼。她那样招摇地走在校园里，在场女生都相互又好奇又有趣地看着，异口同声地问：“她是谁？”“是新插班生吗？”“哪来的？”“穿得好怪！”
那一大堆从香港带回来的奇装异服出尽了风头，其中有一匹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乡下也只有婴儿穿的，她却用来做衣服，自觉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而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姑姑曾经拆了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保存着，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爱玲看了，又是惊艳，立即捧了去给裁缝改成衣裳，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也答应了。
做了不少衣服，却连件冬大衣都没有，舅舅见了，着人翻箱子找出一件大镶大滚宽大的皮袄叫她拆掉面子，里子够做件皮大衣。然而爱玲怎么舍得割裂这件古董，拿了去如获至宝。她最爱的就是这种有着深厚古意的锦衣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同学哥哥的喜宴，满座宾客都为之惊奇不止。
——她仍然这样坚持于着装的“特别”，把穿衣服当成写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
而她的文章也是越写越多，越写越好，不仅接连在《泰晤士报》上发了多篇剧评和影评，也写了些关于服装与时尚的稿件。最长一篇是发在《二十世纪》杂志上的ChinesesLifeand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后译成中文在《古今》杂志上再发表时改名为《更衣记》），篇幅足有八页之多，还附了她自己亲绘的十二幅关于发型与服装的插图，真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她的同学刘金川曾应《万象》之邀写过一篇《我所知道的张爱玲》，这样回忆她们在圣约翰的见面：“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念书。秋季开学后，有一天下课走向女生休息处时，遇到好朋友潘惠慈（她已去世，她三嫂即早期电影明星胡蝶）对面走来说：‘金川，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你的同道，她叫张爱玲，你们一定会谈得来。’又说，‘她写中英文都很好。’
那时，我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工作，也挤着时间写些文章，做些翻译投稿。张爱玲因在《西风》杂志上征文《我的天才梦》得过奖，所以我也听闻过她的大名。惠慈和我走到女生休息室时，里面沙发上、椅子上已经坐了很多人，有的在吃点心喝咖啡，有的在轻声谈话。惠慈领着我向靠窗边坐着的一位戴很厚眼镜片的女生招手。经介绍后，张爱玲微微起身后又坐下，笑眯眯地不发一言。张爱玲是一个长脸、身材高大、动作斯文的女生。张和我只听惠慈两面介绍。我才知张那时因在《二十世纪》杂志上刊登过一篇《ChinesesLifeand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而闻名……
惠慈有课走了，留下我们两个人。张既不说话，仿佛连眼睛也不看我。由于很窘，我只好打开书本看书，直到快到下一节课时，我才向张打招呼走出休息室。
过后，惠慈问我与张谈得如何，我以实情相告，她怪我说：‘应该自己凑上去谈话呀！张爱玲现在很有名呢。’
而我，当时自己心事重重，也不知错过这个机会而觉得可惜，也不在乎什么名人不名人的，反怪张有点骄傲。没多久，在课室里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可能已经辍学。”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在1942年初回上海不久的张爱玲，已经很有名了。
可惜她没在圣约翰呆多久就又退学了。
然而惊鸿一瞥，圣约翰已经留下了她的雪泥鸿爪，她的同学们也记住了那绿野仙踪——为了她的特立独行，为了她的奇装炫人，更为了她的才情与盛名。
关于张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只两个月复又休学，原因有几种版本。
最有说服力的自然还是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所写的，说张爱玲曾将圣约翰古板的教学方式与香港大学做比较，认为“与其浪费时间到学校上课，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好书回家自己读”；然而她后来又无奈地说，她辍学最重要的原因是钱的困扰。她想早点赚钱，经济自立。
子静曾经天真地向姐姐建议：“你可以去找个教书的工作。”
爱玲摇摇头，说：“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你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呢？”
“哪有你说得那么容易？教书不止程度要好，还得会表达，能把肚子里的墨水说出来——这种事情我做不来。”
“这倒也是。”子静笑了，这个姐姐什么都能干，可是论到说话，可是的确够不上伶俐的。又怕见陌生人，让她去和一群叽叽喳喳的中学生打交道，确实为难。他想了想，又说，“姐姐的文章写得好，或者可以到报馆找个编辑的工作。”
张爱玲仍然摇头，淡淡地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等一下又说，“写稿要全身投入，花费不少精力，到学校上课就觉得很累，所以，不想上学了。”
谈话就此为止。似乎张爱玲已经给了自己的辍学一个充分的理由——想早点自立，而且写稿太费神，需要时间与精力。
而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她不愿意再向她父亲伸手。
她再次走进父亲的家时，曾经是想过要原谅他、也释放自己的，可是她做不到。当她站在父亲的藤椅前，当她嗅到那若有若无的鸦片味，当那看见客厅壁上陆小曼的油画，她就想起了自己曾经的那一场毒打——她不能面对他。她更不能面对自己向他低头。3
终于又坐上心心念念的电车了，张爱玲充满欣喜地看着电车上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
——有个穿米色绿方格兔子呢袍子的年轻人，脚上穿一双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只别致的描花象牙烟斗——当然是仿象牙的“西贝”货——烟斗里并没有烟，然而他津津有味地吮着，吮一会儿拿下来，把烟斗一截截拆开来玩，玩一会儿再装回去，继续像模像样地吮——张爱玲不由看得笑起来——那年轻人真是高兴。她也真是高兴。
——还有电车上没完没了数落男人的女人，不住口地咒骂着自家男人，可是口口声声都离不了他，那番精彩的谈话，略整理一下就是篇好文章。
——即使遇到封锁，也是一种小小的奇遇。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一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罢！”而电车里的人却相当镇静，见惯不怪地讨论着诸如“做人处世”这样的大道理，或是担心着“干洗、薰鱼”这些实在的烦恼，甚至还有小小的艳遇作为插曲，在短暂的封锁的密闭空间里演出了一场浪漫剧。
秦可卿房里有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果真如此，上海人便个个都是大学问家了。
这一切，张爱玲都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入笔下。
她微笑地用“外国人”的眼光饶有兴趣地来看待自己的故乡与“乡亲”，觉出许多新的意味——弄堂里长竿挑着小孩子的开裆裤，娘姨坐在堂门口一边摘菜一边叽叽呱呱地拉家常；店里柜台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隔壁酒坊在风中挑起“太白遗风”的旗子，有人蹒跚地走来打酒，却是料酒；小孩子在冬天里穿上棉袄棉裤棉袍罩袍，一个个矮而肥，蹒跚地走来，小黄脸上飞起一双神奇的吊梢眼，十分趣致可爱；黄昏的路旁歇着人力车，一个女人斜坐在车上，手里挽着网袋，袋里有柿子，车夫蹲在地下，点那盏油灯，天黑了，女人脚边的灯亮了起来；烘山芋的炉子的式样与黯淡的土红色极像烘山芋；小饭铺常常在门口煮南瓜，味道虽不见得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人一种“暧老温贫”的感觉……
街景更是美丽而多彩的，仿佛“生命的橱窗”，意味无穷：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扇出滚滚的白烟，路人忙不迭地躲避，然而爱玲却最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心头有茫茫然飘飘然的梦幻感；
门口高地上有几个孩子在玩。有个八九岁的女孩，微黄的长长的脸，淡眉毛，窄瘦的紫袄蓝裤，低着头坐在阶沿，油垢的头发一绺绺披到脸上来，和一个朋友研究织绒线的道理。她的绒线大概只够做一截子小袖口，然而她非常高兴的样子，把织好的一截粉蓝绒线的小袖口套在她朋友腕上比试着。她朋友伸出一只手，左右端详，也是喜滋滋的。爱玲一路地走过去，头也没回，心里却稍稍有点悲哀；
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红灯，骑行时但见红圈滚动，流丽至极，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年轻女人，再不然就是儿童，可是有一天她看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罢？她便觉得感动起来；
晚上走在落荒的马路上，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爱玲听着，也是一种难言的感动，她看过去，一整条长长的黑沉沉的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那真是壮观……
“小别胜新婚”的上海即使满目疮痍，在爱玲的眼里，却处处都可以看到故乡独特而亲昵的美。
乱世里的亲情，这样的稀罕，更是弥足珍贵。
连带姑姑住的房子都有一种可敬畏的力量，仿佛神明不可欺。有一天爱玲打碎了桌面上一块玻璃，要照样赔偿，一块玻璃六百块，好大一笔款项，她手头已经很紧，却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不敢怠慢。
报纸上登着一首周作人译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张爱玲拿给姑姑看，姑姑照便说不懂，然而又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张爱玲大笑——真不知道姑姑对“出名”这件事是太不敬还是太看重。姑姑也从不觉得侄女聪明，有文采，并且一天比一天有名气，她只管抱怨她，说：“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而且自大。”
唠叨，是因为张爱玲笨，一件事总要同她说很多遍，不时地嘀嘀咕咕；自大，也是因为张爱玲笨，显得周围的人都成了高智商全能的超人。
姑姑其实很怕别人唠叨，她有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说起话来简直叫人觉得岁月绵长如线，恨不得拿起把剪刀来剪断她的话头。姑姑因而叹息：“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爱玲自己写文章，也劝姑姑写，她不同意，说：“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
她形容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然而这样文武双全的姑姑，在乱世里却是有点无用武之地，时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但也许是因为挑剔的缘故。
从洋行出来后，她有一段时间在无线电台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说来也还轻松，可是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然后便把工作辞了。还理直气壮地很——“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便卖珠宝。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霞，还留到现在，因为欠好的缘故。战前拿去估价，店里出十块钱，她没有卖，便一直留下了，却又不知道留着派什么用场。便叹息：“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然而张爱玲不这么以为，她正活在兴头上。在她心里眼里，只觉得“值得一看的正多着”，夏天房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折得很齐整，翠蓝夏布衫，青绸裤，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她无心中看到了，高兴了好一会；浴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的，白里发青发黑，镀上一层新的润滑，而且变得简单了，从门外望进去，完全像一张现代派的图画，她又觉得新奇且喜悦，仿佛爱丽丝走入仙境；晚上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楼下小孩子拾起那喇叭的调子吹口哨，也都叫她欢喜，仿佛乱世逢知己……
便是这样地容易高兴，即使在乱世中，即使没有工作，前途茫茫，然而她还有青春，有天分，有着生命的期待与无限的可能性，有姑姑的陪伴和炎樱的友爱。
炎樱的父亲在上海成都路开着一家门面很有规模的珠宝店，店名就叫莫希甸，和他的姓同音。招牌上中英文对照，前门开店，后门出入，店堂的玻璃柜里陈列着钻石镶嵌的各色饰物，熠熠生辉，光彩夺目，那些宝石价格不菲，没多少人买得起，所以店里的客人总是寥寥无几；住家在楼上，拐弯处是亭子间，摆着八仙桌、凳椅等家具，用以进餐或会客——张爱玲来了，便在这里与炎樱聊天。她后来在《色·戒》里把刺杀地点安排成一间珠宝店，描写细致，大抵就是这莫希甸给的灵感。
那时期炎樱正在积极学习中文，爱玲从百家姓教起，“赵钱孙李”，刚教了一个“趙”字，炎樱已经等不及地有妙论：“肖是什么意思？”爱玲说：“就是‘像’。”炎樱说：“那么‘不肖子孙’，就是说不像，那意思是不是说他不是他父亲养的？”说完不住挤眼。爱玲目瞪口呆，这炎樱，统共不识得几个字，倒已经先学会俏皮，开中国字的玩笑了。
两人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炎樱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出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炎樱十分懊恼，却仍然笑着，不知是笑中文的深奥还是笑自己的笨拙。
经过书报摊，炎樱将报摊上所有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她们有时也相约着一起去看越剧、听评弹，还到后台去看西洋景，也有时一起会朋友。聚会上，有一位小姐说：“我是这样的脾气，我喜欢孤独的。”炎樱立即补充：“孤独地同一个男人在一起。”张爱玲坐在一边，忍不住大声地笑了起来。幸亏与那位小姐也是相熟的，经得起玩笑。
炎樱的一个朋友结婚，她去道贺，每人分到一片结婚蛋糕。他们说：“用纸包了放在枕头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炎樱说：“让我把它放在肚子里，把枕头放在肚子上面罢。”
她还是这样地口无遮拦，又贪吃甜品，和爱玲出来，不管做什么也好，最后的保留节目一定与吃有关，坐在咖啡馆里，每人一块奶油蛋糕，另外要一份奶油；一杯热巧克力加奶油，另外再要一份奶油。然后便开始聊天。
她给爱玲讲三角恋爱的故事：“永远的三角在英国：妻子和情人拥抱着，丈夫回来撞见了，丈夫非常地窘，喃喃地造了点借口，拿了他的雨伞，重新出去了；永远的三角在俄国：妻子和情人拥抱，丈夫回来看见了，大怒，从身边拔出三把手枪来，给他们每人一把，他自己也拿一把，各自对准了太阳穴，轰然一声，同时自杀了。”
这样，后来都被爱玲写进了文章里。4
张爱玲是从静安寺路爱丁顿公寓离开上海去香港的，1942年夏天从香港回到上海，也仍是住的爱丁顿公寓，只不过从五楼迁到了六楼，这真是给静安寺这个原本已经藏龙卧虎之地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顾名思义，静安寺路得名自然是由于那座相传建于三国时代的佛教古寺，据说三国时孙权曾在这里打了一口井，可以通海，凑近井口可以听见“扑扑”的涌水声，所以人们把这一带称做“涌泉路”；外国人叫做“Bubblingwell”，意思是“会吹泡的井”，音译做“白令威尔路”；1854年上海英商跑马总会在泥城河建了一个跑马场，修了一条从跑马场通静安寺的马道，便将这条路取名“跑马厅路”，又因它是通往静安寺的马道，又名“静安寺路”。
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里更成为上海一个繁华的商业和文化中心，1933年，仙乐斯舞宫建成开业，号称“远东第一影院”的大光明戏院经重建落成；1934年，国际饭店开业；1935年，培罗蒙西服公司开业；1938年，是金门饭店，此外还有鸿翔时装公司、夏令配克影院、平安大戏院、大理石大厦、中国照相馆、凯司令以及曾经举办过蒋宋盛大婚礼的大华饭店……使这里与东面的南京路连成一道“十里洋场”。其中最负盛名的自然还要属“百乐门”舞厅和哈同花园。
然而这些还不足够，使静安寺路增彩添色的还因为这里住过许多名人——“创造社”元老郁达夫住在数百米远的赫德路嘉禾里，写《楚霸王自杀》的郭沫若常常出没于紧邻的民后南里，“文学研究会”发起人郑振铎长期栖身静安寺庙弄，拐角愚园新村七五○弄原为康有为家产，“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仿照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榻榻米房间，也在距此不远的福煦路四明村……有着这么样辉煌的历史这么些闪亮的名字，又怎能怪后世的书痴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寻芳探佚而来呢？
而这些地名与住宅，被询问得最多的，又要属张爱玲住过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与赫德路（今常德路）口的爱丁顿公寓了。这座公寓英文名字叫做EdingburghHouse，通常音译做爱丁顿或者爱丁堡，如今则叫常德公寓。上海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大门
上方悬挂的“张爱玲故居”铭牌2004年11月我在上海，约了一位朋友在静安寺附近铜仁路北京西路口一家茶馆见面，据说是由上世纪20年代号称远东第一豪宅的“绿房子”改建而成，是建筑大师贝聿铭的故居，也是目前上海保留最完整也是最古老的建筑。
正赶上下雨，一路急行，十分局促仓皇。途中经过一座米黄色小楼，我看到门牌，惊讶地叫起来：这不是常德公寓吗？心怦怦跳，忍不住跳进门洞去，有个胖胖的阿姨在守电梯，看到我湿淋淋的怪样子，瞠目以对，我狼狈地笑：没事，随便看看。随即又跳了出来，不过已经看清那架著名的电梯，还有那排著名的信箱。
于是又去寻找记忆里的起士林咖啡馆，是张爱玲以前常去的地方。我一家一家地辨认着公寓对面街上那排咖啡馆的招牌，在几乎绝望的时候，街拐角处，终于看到“ALwAYSCOFFEE”，曾经在书上看过，有“张迷”考证这就是当年的起士林。我有些激动，恨不得在雨里歌啸。
两天后回到西安，飞机着陆的一刹那，再想上海，已是远在天边，那些当时觉得尴尬或者狼狈的情节此时忽然有了一种温柔的意味，并让自己感动起来：天呀，我竟然无意中走进了多年来心心念念、魂牵梦萦的张爱玲故居，并在那条记忆中无比熟悉可是生平从未踏过的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在雨中，多么像我自己的一部《寻找张爱玲》里面的情节，而这一切，竟不是我刻意安排或计划的。这是怎样的契机与冥冥中的感动。
不禁有一点后悔——应该再鼓足些勇气，说不定那司梯会送我上楼的，说不定那室主人会延我进屋的，说不定我可以穿堂过室，细细玩味那浴室，那客厅，还有那张爱玲笔下一再提及的阳台。从阳台上望出去，整个旧上海都在眼前了吧？
那以后便喜欢留意别的“张迷”们探访爱丁顿的历险记，看看他们是比我勇敢还是更胆怯，幸运还是更冤枉。真是有很多同好的：
——1987年，《张爱玲在美国》的作者司马新专门拜访张爱玲旧居，“新房客很客气，容许我们内进参观，并准许在阳台上拍照。”他的勇气和运气都要比我好得多。
——写《张爱玲的上海舞台》的李岩炜曾一处处地考据张爱玲住过经过的地方，到了常德公寓七楼60室门前，直接按铃，出来“一位上了年纪的清秀老太太，手里捂着个热水袋。我说明来意，她略微犹豫了片刻，还是让我进去了。”运气也是真好。她描写门里的情形：“门厅是狭长的一条，但是也有一定的宽度，因为四面都是门，光线也不显得暗淡，就像一个开放式的通道，西洋派的彬彬有礼又无遮掩忌讳，随时准备待客的风度……门厅的左边，是两间带浴室的卧室，这是当年张爱玲与她的姑姑各自的卧室。现在仍做卧室……在阳台上，扶着栏杆望出去，是周围林立的高楼大厦挡住了天际，可是在当年，从这里可以望见大半条静安寺路的繁华和远处的天际云影……”
——写《上海的风花雪月》的陈丹燕也是曾经登堂入室的，“我站在她曾经用过的浴室里，看着那里的老浴缸，看到那上面的老热水龙头H字样，还有四周墙上贴着的瓷砖，那里龟裂着细小的裂纹……那些被深藏在墙壁里面的老管子们，已经有五十年没有流出过一滴热水了，可一直到现在，还不时发出‘嗡……赫赫赫’的响声，震动了整个楼房。张爱玲说它是一种空洞而凄怆的声音……有一个老太太在阳台上陪着我，她在张爱玲的时代是个年轻的医生，也爱看《流言》。”电梯工人、一个文了两条蓝细蛾眉的女人还得意地告诉她：“老是有人来问张爱玲什么的，他们都找错了，那些台湾人什么的，还在错了的地方看，拍照片，像真的一样。我都没有告诉他们。”
——然而台湾女作家萧锦绵却在离开上海的最后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念念不忘的“张爱玲阳台”：“此刻，从这方阳台望出去，右前方的哈同花园，只剩下一点点边。隔着马路的正对面，古旧厚实的围墙内，是‘公安局’。隔壁的起士林咖啡店，目前是一个卫生防疫处。”她见到的显然与我的眼见不一样。
——1990年张爱玲考据专家陈子善先生也终于登上这著名的阳台，“极目远眺，尽管四周尚未高厦林立，却突然发现对面不远刚刚落成的，三十七层上海商城的雄姿，已使眼前的天地缩小了整整一大截，毕竟今非昔比了。”
——1994年11月的一天，台北《中国作家身影》摄制组在爱丁堡公寓拍摄年轻的张爱玲身影，一位来自上影厂的女演员穿着40年代的“张爱玲式”服装，孤傲中带着忧郁，惊鸿一瞥，是短促的还魂。
——为了写作《张爱玲地图》而煞费苦心的淳子女士说自己想找张爱玲阳台，“又怕打搅了别人，站在楼梯的转弯处，正惶恐犹豫，电梯工人来了，我看着他面善，便说明了来意。正好没有客人，他就领了我去大街上，把张爱玲的阳台指给我看。”这个运气，也就和我差不多。
——听说还有更差的，有位报社编辑为了赶稿专门包了出租车带她一处处寻访张爱玲故居，可是又说不清地址，从前的现在的地名缠夹不清，最后竟从常德公寓门前经过而不知这里就是当年的爱丁顿公寓……也许不能怪她无缘，只是功利性太强，心切而不诚，所以才会入宝山而空手回吧？
——李黎在《浮花飞絮》里说，他起先去长江公寓（张爱玲离开中国前住过的另一公寓，原名卡尔登公寓）的时候曾在张爱玲旧居门前摔过一跤，便自嘲地想：是祖师奶奶不喜欢被打扰，故意小施惩罚吧？再去爱丁顿公寓的时候就有些犯怯，“到时日已西斜，这儿的门禁比长江公寓森严得多，大门深锁，访客非按铃根本不得入……我站在门外路边照相，两名年轻女子走过，听到其中一个低声咕哝：‘……张爱玲的。’好似见怪不怪了。”
——李黎便是这样地错过了，然而她的表弟却不放弃，仍然一路追考，竟然被他找到了张爱玲在爱丁顿公寓的户籍：常德路一九五号内六○号十区十三保十四甲贰九户；户主是姑姑张茂渊，祖籍河北丰润，教育程度“大学”，业别“商”，服务处所“新沙逊洋行”，家庭状况“未婚”；侄女张爱玲的业别却是“其他”——可见“作家”那时还不算是一项职业，当然也是“未婚”——表格大约填写于1945年抗战结束，上海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规范户籍。
……
我回到西安后，将上海之行写了一篇文章，原本想把样刊寄给住在常德公寓60室的主人，请求他允许我下次去上海的时候或可登门拜访，如此方不冒昧。然而后来想了想，已经有那么多双眼睛帮我看过，那么多支笔详尽地描写备述，而房主人终究已经不是张爱玲，又何必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呢？
从常德公寓往西走不多远就是静安寺，进门一回头，“静安古寺”背后一句“为甚到此”，石破天惊，仿佛是替张爱玲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