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行走在爱情的荆棘路上，孤独地行走着，举步维艰，寻找一条不受伤的捷径。我没有找到，张爱玲也没有找到；我更没有替张爱玲寻到那捷径；我的灵魂在哭泣。
张爱玲不哭。她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便已决定面对荆棘。她是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并且早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为自己写下了爱的预言：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这样透，惟独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却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两个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里，她的世故全写在脸上了。然而她的心底无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脸上则充溢着过分的热烈，那刻意制造的返璞归真恰恰是一种矫饰和伪装。
而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东方》上，有一篇胡兰成的评论文章《皂隶、清客与来者》，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封锁》，这是他与她的第一次公开“牵手”，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说是一种预言——
“张爱玲先生的《封锁》，是非常洗练的作品。在被封锁的停着的电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银行职员，向一个教会派的平凡而拘谨的未嫁的女教员调情，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惆怅，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他一向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女的呢，也恋爱着了，这种恋爱，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为人，缺乏着一种特色。但这仍然是恋爱，她也仍然是女人。她为男性所诱惑，为更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作者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写的一篇诗。
我喜欢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
《封锁》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相见的“媒妁之言”，而胡兰成在这篇文章里对《封锁》的解读，则太像是一篇比拟二人关系的寓言：一个过着甲虫生活的男人在封锁时期吃吃豆腐消遣时光，而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女人被这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然而一旦封锁解除，电车照开，两人分道扬镳，这一段爱情插曲也便无疾而终。
冰雪聪明的张爱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她看了这篇文章，不会毫无所感的吧？
后人公推傅雷在《万象》五月号上发表《论张爱玲的》是有关张爱玲评论文章的第一篇，并认为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是对傅雷的回应，这主要是由于柯灵的《遥寄张爱玲》的误导：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隶、清客与来者》叫我们知道，胡兰成评张爱玲，还在傅雷之前，早了两个月。而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与其说是回应“迅雨”的评论，毋宁说是对胡兰成说“不”，且看：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地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这里特地将“时代的纪念碑”标了双引号，因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兰成的字眼并予以反驳，并非对准傅雷，也没有“不很礼貌”的意思，更非“远兜远转”，依我说倒是颇为“直截了当”、“理直气壮”的。
而且这篇文章发表于《新东方》1944年5月，从时间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东方》胡兰成的《皂隶、清客与来者》做出的反应。如果是回复傅雷，大可在《万象》上予以回复，总不成柯灵不给她说话吧？
至于题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为柯灵所说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苏青开的一个玩笑，因为苏青早在1943年10月已于《风雨谈》第六期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张爱玲的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苏青的题目，游戏笔墨的意味占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间的一个文字游戏。
苏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介绍人，他们俩的交往瞒着全世界，却不瞒苏青与炎樱。胡兰成在杂志上评论爱玲，她或许拿着那杂志又笑又骂地同苏青议论过，又借了苏青的一个标题写了篇回复文章——这三个人之间常相往来，以文会友，戏谑无拘，把报刊当自家客厅斗斗嘴取取乐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将胡兰成的《谈谈苏青》和张爱玲的《我看苏青》比并着看就知道了。
苏青曾在《天地》创刊号上写了《论言语不通》，而胡兰成接着在第二期里写了《“言语不通”之故》；第六期里张爱玲和苏青各写了一篇《谈女人》，彼此应和，这就像张爱玲和胡兰成曾经各写过一篇《中国人的宗教》一样，是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张爱玲的《双声》，是她与炎樱的谈话记录，但是仿佛怕对不起苏青似的，同期又发了《我看苏青》……
还有一个辅证，是《新东方》五月号在发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同时，还发了一篇胡兰成的短文《瓜子壳》。在这篇文章里，他一改平时犀利理性纵论天下的文风，竭尽调侃之能事，写了篇极轻巧精细的小文章：“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是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一再说自己的作文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仿佛在吃张爱玲的唾沫水，从这篇“习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这是他刚认识张爱玲三个月写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学习“张爱玲的风气”，连立意也是张爱玲给的——因同月《万象》上载的张爱玲长篇《连环套》里，刚好有一句：“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胡兰成大概很为这句隽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开来，写了《瓜子壳》自娱，同时也是“曲曲表达”：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静中有喜悦，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他们之间，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文中且说：“一次和一位朋友说：你的那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宗教文章我读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与深刻的不愉快。”——这“朋友”是谁，呼之欲出。
一面学习着张爱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对张爱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评析——是对迅雨的回应，还是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所以要闻鸡起舞，让众人明晓她的好？
《杂志》5、6月分期连载了他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评张爱玲》，文中说：
“这故事（《倾城之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这里的“有些读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礼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论张爱玲的》里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深刻，所以他要替张爱玲“感觉寂寞”。
至于张爱玲本人，她以悲悯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笔生花，把一枝一叶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却是不染纤尘，对坊间评论向来不放心上，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却不作答。
柯灵在1978年9月的《怀傅雷》和1984年的《遥寄张爱玲》中两次提到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丈夫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那时国内对“张爱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文革”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爱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出痕迹来，连巴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1984年，终于大起胆子，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爱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爱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爱玲在三个月后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集，书名就叫做《传奇》，四天之内全部销光。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2
1944年8月2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了一场“《传奇》集评茶会”，席中有人问张爱玲：“对《万象》上所刊的批评（迅雨文章）和《杂志》上所刊的批评（胡兰成文章），以为哪一篇适当？”
张爱玲答：“关于这，我的答复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东方》上。”
为了这句话，后人便都以为她的《自己的文章》是答复迅雨的了，然而综合当时的情形就可以想明白，这明显是耍花枪，不想正面解释，因怕越描越黑。
——她总不能明说：不关迅雨的事，我是在跟胡兰成对话呢！
倒是在《我看苏青》里，她借苏青之口把自己要说的话给说出来了：“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杂志》方面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
《我看苏青》发表于《天地》杂志1945年4月号。但我以为，这篇文章应该写在一年前，是回应胡兰成1944年8月发表的《谈谈苏青》的。可是由于一连串的笔墨官司，加之她在这个月已与胡兰成秘密结婚，而小报记者对她的韵事亦有所风闻，不住旁敲侧击，她不得不处处小心，于是把发表时间推迟了一年，免得又被人拿来做文章。
从1944年1月起，张爱玲在《万象》杂志连载长篇《连环套》，六期后忽然“腰斩”。这原因与傅雷的批评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是张爱玲自己在后来的解释是因为写得差，“写了半天还没写到最初给我印象很深的电影院的一小场戏，已经写不下去，只好自动腰斩。同一时期又有一篇《创世纪》写我的祖姨母，只记得比《连环套》更坏……自己也知道不行，也腰斩了”。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张爱玲的创作全盛期，警句妙语简直像银河落九天那样飞溅出来，有种跳跃可喜的生命力，诸如：
“她今年三十一岁，略有点显老了，然而就因为老相变粗糙了些，反而增加了刺激性。身上脸上添了些肉，流烁的精神极力地想摆脱那点多余的肉，因而眼睛分外的活，嘴唇分外的红。”
“她伸直了两条胳膊，无限制地伸下去，两条肉黄色的满溢的河，汤汤流进未来的年月里。她还是美丽的，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窗子大开着，听见海上轮船放气。清冷的汽笛声沿着胳膊笔直流下去。”（张爱玲：《连环套》）
“道上走着的，一个个也弯腰曲背，上身伸出老远，只有潆珠，她觉得她自己是屹然站着，有一种凛凛的美。她靠在电线杆上，风吹着她长长的卷发，吹得它更长，更长，她脸上有一层粉红的绒光。爱是热，被爱是光。”
“旁边的茶几上有一盆梅花正在开，香得云雾沌沌，因为开得烂漫，红得从心里发了白。老爹爹坐在那里像一座山，品蓝摹本缎袍上面，反穿海虎皮马褂，阔大臃肿，肩膀都圆了。”（张爱玲：《创世纪》）
——看着这些句子，人物早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简直连眉毛胡须都根根可数。花承节鼓，月落歌扇，这些句子仿佛不是写出来，而是从钢琴键子上弹出来的，一个个音符节韵都伶俐脆落，粒粒清圆。
然而也就是因为写得太顺了，又因是连载，赶得太急，疏于推敲，也就有了许多硬伤，其中陈腔滥调是最大的弊病。比如《连环套》里霓喜侍候雅赫雅洗脚一段，问了句：“今儿个直忙到上灯？”雅赫雅道：“还说呢！……”完全是贾琏向王熙凤抱怨她兄弟王仁的口吻；说着说着吵起来，雅赫雅“水淋淋的就出了盆，赶着霓喜踢了几脚”，又成呆霸王追打香菱了——身份原也有几分像，都是买来的妾；霓喜哭闹着，跳脚撒泼，冷笑道：“我索性都替你说了罢：贼奴才小妇，才来时节，少吃没穿的……”倒又转入《金瓶梅》的调调儿了。
张爱玲显然是对《红楼梦》和《金瓶梅》都熟烂得太过，随手拈来，顺流而下，简直避都避不开。胡兰成在这前后有两篇短文讨论读书感想，说“看《红楼梦》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近来忽又翻了一遍，觉得有些话说”；“这两天闲来无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为什么会忽然想要重读呢，八成是因为和张爱玲常常谈论，又多半敌不过张的娴熟，遂发奋图强，欲“温故而知新”吧。而随着他的重看，张爱玲想必也跟着温习了一遍，即便不会完整地再看一遍，讨论之际也少不得找出几段精彩的来重新诵读。浸淫其中，便不经意地流淌在文字中，作就了《连环套》的“红楼遗风”。（《创世纪》是隔了一年才写的，这风气已经洗去许多，却也腰斩了，我以为原因大抵是“影射”之故，该不是红楼梦惹的祸。）
重复前人是郁闷的，写上两三万字过过瘾还可以，久了便觉茫然；然而《红楼梦》那样的语言风格分明又不能用来写短篇，注定了是要长篇大论，写一部《隋唐演义》那样的巨著来的。《连环套》可说是当年未尽兴的《摩登红楼梦》的再一次尝试，却也像“话说隋末唐初时候”的有始无终了。
这当然会使买方，也就是《万象》老板平襟亚十分不满，非但在报纸上撰文影射，而且公开登报，在《海报》上写了篇《一千元的灰钿》，说张爱玲亏欠了她一千元稿费。张爱玲于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篇《不得不说的话》寄给《语林》的钱公侠，而钱又让平襟亚再写了一篇《一千元的经过》，在报上同时发出，现各引一段——
张爱玲：“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平襟亚：“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曾经专函请其亲自或派人来社查验，一一是否均为亲笔，数额是否相符。乃历久未蒙张小姐前来察看，迄今置之不问。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亲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单就这两篇文章而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因而这件事枉打了许久的笔墨官司，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定论。但我以为无论真相是怎样都好，平襟亚多少有些不厚道，张爱玲的已经替他赚了不少钱，莫说她不至于贪他一千块灰钿，就算是真，也不至于这样红眉毛绿眼睛地叫骂，真是越富越悭，为富不仁。我个人因为做着杂志主编，不免既要同作者打交道又要同稿费发生纠缠，有个网络推手新成立了间文化公司，为了炒作，竟然把我当靶子，也是拿稿费问题大做文章，无中生有地说已经将我告上法庭，并且把一张自制的所谓律师信在网上覆盖了几乎所有的论坛，一时炒得沸沸扬扬，让我着实伤神，厌倦得想辞职，又怕更加坐实谣言，只得继续与不喜欢的人与事纠缠下去。再见到张爱玲的这段轶事，心有戚戚，格外悲凉——文人天生就该隐居孤岛，免得沾着人就沾着脏，沾着钱就更脏。可是我们又不能没有钱。
事隔半个世纪，张爱玲在美国的好友、大学教授刘绍铭先生又提起这件事，认为：“张爱玲在钱财方面是讲原则的，是她的，她坚决争取；不是她的，她坚决不要。”并举了一例为张爱玲鸣冤：电影《哀乐中年》历来被认为是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又一经典名片。1990年，台北《联合报》副刊在连载《哀乐中年》剧本时，署名为张爱玲，并要寄稿费给她。然而张爱玲回信给编辑苏伟贞写：“这部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只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
那时候，张爱玲在美国孤苦伶仃，生活窘困，然而不属于自己的钱，仍然分文不取，可见其清贞。
平襟亚实在不是一个大度的人。当时有刊社组织作家写接龙《红叶》，他便假托一个老园丁的话写出：
“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
读者们自然都知道张爱玲写过《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文章里又一再地出现月亮，这狐仙是影射谁，不言而喻。平襟亚的杂志是发过张爱玲多部的，一旦翻脸立即便骂人家是“狐仙”，也够没口德的。
写到这里，他又点自己的好友郑逸梅续写下去，然而郑逸梅却一笔撇开，不复提“狐仙”之事，显然是不以平襟亚之举为然。
更不厚道的是，平襟亚且公开了张爱玲在1944年6月15日写给他的商榷宣传问题的信件内容：
“我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的人去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贵族气氛的。”
关于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是当时她面临的又一桩笔墨官司，且又引出另一个更加卑贱的人物——潘柳黛。3
张爱玲写《私语》，写《童言无忌》，写《烬余录》，写《存稿》，写《公寓生活记趣》，将自己的故事说了许多，但并没有任何文字提及自己的贵族血统。直到1992年的《对照记》里才写道：“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我住读放月假回家，一见面他就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又一天我放假回来，我弟弟给我看新出的历史《孽海花》，不以为奇似地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厚厚的一大本，我急忙翻看，渐渐看出点苗头来，专拣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找来找去，有两个姓壮的。”
另则，她在《忆胡适之》一文里也写过：“他（胡适）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然而这两篇文字都是离开中国以后写的。张爱玲在上海发表的作品里，并没有关于自己血统的炫耀，倒是《古今》主编周黎庵曾经写过一篇《〈孽海花〉人物世家》，载于1943年12月《古今》第三十七期，其中提到了他与爱玲见面的情形，说明他是从平襟亚那里听说了张爱玲的文名，并得知其身世与《孽海花》颇有渊源。“近顷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吾友《万象》主者平君襟亚揄扬甚力，尝见平君之文于文章，谓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云云……既而某小姐介张（爱玲）女士来谒，贶《古今》以数文（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和《更衣记》就是发在《古今》上的），均清丽可诵，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罗曼史）云。余大疑……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遂告女士以丰润之后，亦既恍然……”
这里面可以看出，张爱玲从前对于自己的身世并不深知，只是恍惚知道与李鸿章以及《孽海花》有关。直到周黎庵明确地告诉她，这才有了确定的了解。
这段话也同样叫我们知道，此前平襟亚本来是很欣赏张爱玲，并且很以结交贵族后裔为荣，并且早在1943年已经亲自撰文大书特书张爱玲的身世——这也就是张爱玲出版《传奇》时曾与他商量，要以《孽海花》为自己做宣传的缘故，还是受了平襟亚与周黎庵的启发才有的念头。
后来张爱玲对于自己的身世越来越清晰，是一点点考据得出的成绩，“因为是我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张爱玲：《对照记》）
但是在此前，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贵族出身显然很在意，还专程去南京大中桥襄府巷踏看过：“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这座府邸，就是当年张佩纶续娶李菊耦时、李鸿章陪嫁给女儿的大宅，张廷重与张茂渊都是在那里出生。这回“访古”，张爱玲有没有同去，不得而知。
不过第一次明确地披露了张爱玲天皇贵胄身世的人，的确是胡兰成，但也只是在《评张爱玲》里一笔带过：“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著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
原本是夫子自道，不想却惹恼了善妒的潘柳黛。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而张爱玲也实在太招人妒恨了，居然处处都比她强——文章比她好，当然这个她并不承认；身世比她尊贵，这个却是着实惹恼了她的；更关键的，是交往的男人也比她认识的那些阿猫阿狗们有名气。
真叫张爱玲说中了——“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
《退职夫人自传》里，潘柳黛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一个时期，我有很多的男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常常来找我。在这些男朋友里，有诗人、有新闻记者、有画家、有家、有理论家、有不上舞台的戏剧家、有没有作品的作家……”——但是这些人里，显然没有一个比胡兰成更有名。
她自诩：“我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位，仿佛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有名了。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人，有当时的达官，新贵，和舞台上数一数二的红女伶，银幕上熠熠刺人的明星。我几乎每天都要出席一个以上的宴会，在那些宴会里我总是身份最高贵的，惟一的执笔杆的小女人。”——这些宴会，显然张爱玲没有参加，一则张爱玲懒于应酬，极少抛头露面；二则凡有张爱玲出席的宴会，也就轮不到她潘柳黛出风头——看看这年3月16日下午《杂志》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实录就知道了。
聚谈会在新中国报社社宅举行，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阶上，圆圆地放着十来张椅子，主持人是《杂志》的鲁风、吴江枫，参与者有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汪丽玲、吴婴之、谭正璧、蓝业珍，喝着茶，嗑着瓜子，不拘形式，随便地谈着。
也就在这次会上，张爱玲说自己的第一次作品是发在1938年英文《大美晚报》上的个人历险，而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梦》。她以为“女人的活动范围较受限制，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惟一泉源。”“好的作品里应当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靡，多愁善感，那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取材，则是“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
她说话不多，然而一句是一句，言之有物，掷地有声。问到“最喜欢的女作家”这个问题时，明明白白地说最喜欢苏青——“踏实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而苏青也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潘柳黛坐在一旁，焉得不恼？如何不惊？
她记起与苏青一起去张爱玲家做客的情形，当时她是怎么样地嘲笑讥讽张爱玲的装腔作势，她曾向苏青饶舌，而苏青亦是无可无不可地附和着的，于是她以为苏青同自己是一路。却原来不是！苏青居然“只看张爱玲的文章”。那不消说，大抵自己背后诋毁张爱玲的话，苏青也是不赞成的，甚至可能透露给张爱玲的了。
一个人恨另一个人，往往并不是因为对方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可能恰恰相反，是因为自己先做了有负对方的事情，预料对方是会知道而且会被得罪，于是先就把对方当做假想敌，恨起他来。
潘柳黛便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同张爱玲结了梁子。
“女作家聚谈会”完整的谈话记录刊登在1944年4月《杂志》第十三卷第一期，满城争说的，却只是“张爱玲”三个字；紧接着5月号《万象》上迅雨的评论与《杂志》上胡兰成的文章同期登场，更是掀起一股“张爱玲热”。
潘柳黛终于发飙了。
她痛恨张爱玲的引人注目，痛恨胡兰成对张爱玲的青睐，更痛恨张爱玲的高贵，这心理就好比贾环明知不如宝玉，却又偏自取其辱地处处要同宝玉比，并且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
一个妒忌的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可以把对别人的尊重与友谊一起当炮弹射出去，哪怕陪葬了自尊也在所不惜。她不顾撕破面皮，写了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先是张冠李戴地把李鸿章和张爱玲的关系说成是“李鸿章的妹妹嫁给了某姓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大之后，嫁给了姓张的男人，这姓张的男人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就是张爱玲。”（西按：其实是李鸿章的女儿嫁给张佩纶，而张爱玲是佩纶独子的女儿。参看本书第一章。）
——故意把关系拉远两层，然后再在一个伪造的姻亲关系上开骂，说“李鸿章既然入过清廷，对‘太后老佛爷’行过三跪九叩礼，口称道：‘奴才李鸿章见驾’，受过那拉氏的‘御旨亲封’，那么她的父亲既要了李氏的外孙女，所谓‘外甥像舅’，张爱玲在血液上自然不免沾上那点‘贵族’的‘仙气儿’了……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
又说，“最可笑的却是当时文坛上有一个大名鼎鼎，颇受汪精卫赏识的作家胡兰成，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的，但由于他赏识了张爱玲的文章，便因而赏识了张爱玲，并且托‘仙风道骨’的邵洵美介绍相识，惊为天人，所以不惜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文中除了把张爱玲的文章形容成‘横看成岭侧成峰’外，更把她的身染‘贵族血液’也大大的吹嘘了一番。”
“对于她的标榜‘贵族血统’，我从来未置一词过。但是这次忽然看了一向两眼朝天的胡兰成，竟用政论家的手笔，写了这样一篇神魂颠倒的软绵绵的捧场文章，居然也一再强调张爱玲的贵族血液，便不禁一时心血来潮，以戏噱的口气，也发表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的游戏文章，以‘幽他一默’的姿态，把胡兰成和张爱玲都大大的调侃了一场。”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潘氏最痛恨的原来是“文坛上大名鼎鼎”、“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两眼朝天”的作家胡兰成居然也会对张爱玲“神魂颠倒”，“惊为天人”，这才真叫潘柳黛坐立不安——吟风弄月本是文坛中事，张爱玲名气再大、风头再健也还是圈中游戏，然而现在政坛上的人也被惊动了出来，“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那可真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于是，潘柳黛醋意横流地先把胡兰成的独占当时“政论家第一把交椅”的事，大大捧场了几句。而后问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
——话说到这一步，已经一路往下作里走了。这种“幽默”，简直浪荡！由此可知，当年张爱玲身边虽然簇拥着闹轰轰一堆赞好捧场的人，却多没有什么真心对她，连得过她好处的平襟亚与闺中女友潘柳黛也是这样想方设法地踩她，害她，贬她，那么胡兰成的相知相惜也就更衬得难能可贵了。
同时也可以想象当年张爱玲所承受的压力——潘柳黛在文中暗示胡兰成与她的暧昧关系，她不可能不刺痛。
她与胡兰成是在这年8月结的婚，有些仓促，或许也与这件事多少有些关系的吧——即使不想对世人交代，也要给自己一个明白。
也许世人都认为她错了，也许她自己也曾悔过——她整个的一生留下那么多文字，却无一句提及胡兰成其人，至少是并不以他为傲的罢——然而，一个人一生中从没做过一件错事，那又有什么趣味？年轻的时候不任性，不犯错，又要等到什么时候？犯错是和出名一样，都是要赶早的事，宁可做错，也不要错过，不然，就来不及了。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张爱玲：《更衣记》）
张爱玲，也不过是在菜市场一般的乱世客途中短暂地撒了一把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