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在生命年轮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16岁至20岁的时候，我最心仪的作家是法国的罗曼·罗兰，最喜欢的一部书是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附带也喜欢这部长篇的译者傅雷。说喜欢，其实还不够准确，读那部书时的感动与憬悟，其实已经超出了喜欢，达到灵魂为之震颤的程度。

    我的16岁至20岁，正当1958年到1962年。那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时代。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却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能在那样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公开出版，让我这样的青年人看到，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原因之一，是罗曼·罗兰这个作家在政治上左倾，他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通过革命而出现的新兴国家苏联充满善意，与苏俄作家高尔基友情甚笃，是冲破政权封锁率先去苏联访问的西方作家之一，苏联也投桃报李，一直将他视为西方的进步作家，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诠释，也尽量强调其抨击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虚伪腐朽一面，把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个人主义一分为二，指出其脱离群众斗争的不可取，却也肯定其拒绝同流合污的可贵；原因之二，是中国1949年以前的左翼文化和1949年以后到1960年左右的新中国文化，在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上，是取法苏联，步其后尘的，比如苏联充分肯定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我们也就从俄文转译过来大量印行，其实在整个西方，这不过是本籍籍无名的通俗政治罢了，罗曼·罗兰可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西方的名气是伏尼契辈无法望其项背的，苏联大力肯定，我们当然更乐得推介；原因之三，是中国左翼文人参加革命的最早动力往往是追求个性解放，完全没能预见到真地加入革命队伍后，最后会推进到革个性的命，他们一度理直气壮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反抗资产阶级虚伪腐朽的教科书，而1949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进入了文化界的领导层，这也就使得这本书一度被普及，像我那样的青年（其实1958年我初读此书时还是个少年）很容易从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得到它。

    1956年到1957年，报刊上已经有文章批判《约翰·克利斯朵夫》，严厉指出其宣扬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与我们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相抵触的，不过那些批判基本上还是讲道理的。后来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步公开化，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式的批判可就蛮横不顾逻辑了，连《牛虻》也扫荡了，遑论罗曼·罗兰的文字，傅雷也在那场浩劫中殒命。改革开放以后，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重新出版，我激动地去重购一部，那时我已37岁，读时依然心往神驰，不过也增添了许多的沧桑之慨。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读罗曼·罗兰这部篇幅浩荡的长篇的。一位女白领要求我把这部书的内容给她“速成”一下，我试制了“方便面”式的“提要”给她，谁知她略尝几口就对我说：“啊，原来主人公以贝多芬为原型，太古典了，那样的个人，承载的社会历史责任也未免太沉重了，读起来我会脑仁儿疼，还是读些轻松的成人漫画，更有利于我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余润滑心灵。”我也不跟她讨论，只是更痛切地意识到，正如“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谓“一茬读者一茬书”。

    不管别人怎么样，就我个人而言，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已经嵌在我的生命年轮里，再难消除。也无需消除，关于这本书，我不想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框架中去讨论它。书被我消化了，融进了我的生命。我对它心存感激，是因为它使我懂得了，我毕竟是一个独立的自己，我当然要努力合群，要尽力使自己于群体、他人有益，要有社会责任感，但自我的尊严、独立的思考、人格的完整、意志的自由，特别是内心深处的良知积累，是投入群体、交际他人的基础。这种铭心刻骨的“个人”感，不必称“主义”，却是生命中最可宝贵、不可出卖、绝难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