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14岁，忽然想当作家，怎么个当法呢？给文学类刊物以及报纸副刊投稿呗！我把家里吃饭用的八仙桌上的凉水瓶推开，铺开了稿纸，写起了。我把少先队到香山过队日，发生过的一桩真事加以变化，写当队旗不慎掉到山崖上的松树上时，几个队员的不同表现。一连三天，在做完功课后写它，竟很顺利地写成了。于是装进信封，在右上角写明“邮资总付”，第四天上学的路上，投给了《少年文艺》杂志。这篇虽然被退稿，却使我尝到了“开头”的乐趣。把自己的心愿付诸实践，实在并不如想象的那么艰难。
那一年我17岁，忽然想当话剧导演，怎么个当法呢？去投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呗！我大摇大摆地去了，从数百考生中，居然闯进了仅剩10来个人的最后一轮复试，毫不脸红地朗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演了一个小品。尽管到头来还是被刷了下来，至今并不后悔，毕竟我想做就去做，勇于“开头”。
那一年我19岁，被分配到北京13中（原辅仁中学）那样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去任教，而且一去就教初二。初二的学生一般是15岁，听说我只比他们大四岁，一些亲友同仁都为我捏把汗，怎么压得住阵脚啊！可是我拿脚一迈，也就迈进了教室的门槛，第一堂课居然平平安安地支撑到下课铃响，开头还是并不难。
这就是我的人生经验：万事开头易。至少是，万事开头并不一定都像人们告诫你的那么艰难，关键是你要勇于实践。后来我遇见过不少的人，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向往，也往往具备实现那个心愿的至少是部分的条件，机遇就在他们眼前，障碍也很有限，可是他们总觉得万事开头难，犹犹豫豫，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其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述而不作。他们徒白了少年头，一生总是任由外在的波流挟载而行，甚至到了老年，离退休了，一些积淀多年的欲望上扬起来，比如想弹钢琴、欲粉墨登场、想写、欲割双眼皮美容……实现这些欲望的钱也有了，闲也有了，可是，还是开不了头，“这么大年纪学弹琴，不让人笑话吗？”、“七老八十，装扮出来自己照镜子不也得吓一大跳？”、“是那么好写的吗？也没经过正规训练！”、“满头白发跨进美容院？纵有那个心，哪来那个胆！”……所剩不多的时日在分分秒秒地消逝，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可就是“开不了那个头”——其实，只要冲决心理上那些多余的堤防，开头有什么难？你只要去做就是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应确立万事开头易的信念。要知道，“万事开头难”的“老人言”，多半只适用于对已然有所发端的事情的回忆，是一种“后怕”式的自我肯定与“给历史定位”的欣喜之言。
实在也并不是想否认凡做事都有难为的一面。开头当然有开头那特定的难为之处。不过，经的事多了，对比之下，就觉得同开过头之后的持续发展中的难处相比较，伸脚迈出第一步，还是容易一些。
改革开放的开头难不难？其实，很多打头阵的人，那时就是凭着一股正义之勇，并没想得那么四角周全，便实践上了。后来遇到种种复杂情况，要坚持下去，实在是更其艰难。
打头搞乡镇企业的、打头搞民间跨国以货换货的、打头搞高科技股分公司的、打头炒股的……一直到打头在文学上写朦胧诗、在中引进意识流手法和文本颠覆、打头搞行为艺术和拍摄能在西方A级电影节夺魁的影片、打头使用气声唱法演唱流行歌曲和搞摇滚的……回想起来，那“开头一脚”甚至是在不知深浅的情形下踢出去的。最难的是什么？是往下健康发展，是不畸变、不失足、不沉沦、不被湮灭、不被遗忘、不落伍、不停步，并直到如今还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实力。这就是说，即使开头确实也难，但从战略上把开头想得容易一些，建立一种“开头容易持续艰难”的心理定势，对年轻人来说，有利于心性的成熟；对于成年人来说，有利于在环境的变化中加强自我调适的能力。要时时提醒自己：考取易，学成难；出道易，保旺难；轰动易，常在难；断裂易，建树难；起跑易，夺锦难；转轨易，运行难……
但我说万事开头易的初衷，倒还不是为了提倡一种逆向思维。2000年是一条新的起跑线，人人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开头的局面，我自然不例外。有很熟的人在我耳边念叨这新世纪之新，总而言之，以往的那些经验都不顶事了，仅就文学而言，让他那么一形容，缺乏自信心的人真要吓个半死，尤其是我，无论在年龄、体力、记忆力等方面，都失却了优势，听他那个危言，真是别写了，干脆抱惭跳楼算了！可是我不听他那一套，我心中既然还跃动着饱满的写作欲望，而且也确实还有许多积累下的素材没有写尽，更何况我新的生命体验还在爆出灵感的火花，那么，我就要兴致勃勃地重打鼓、另开张，写将起来——现在我不是拿笔在稿纸上写，是用键盘往电脑里敲，形式不同而心态依旧：万事开头易，不易也当做易。总之要行动，要实践，要述而有作，甚至可以不述而作，作，作，作，只问耕耘，暂忘收获。
当然，一条自设的鞭子在身后叱策——坚守认定的理念、选定的站位、清白的人格，保持创新的锐气和勇进的激情！在这自己生命不可能再将其跨越的新世纪里，除了分秒必争、知难而进，还能指望什么
其中两间都成了书房。到她漂洋过海——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飘云过海，现在都是坐飞机不乘海轮——去留学时，家里就到处堆满了书。现在回到家里，连原来她住的那间屋里也全是书，她更感觉是进入了一座图书馆。她对母亲说，父亲仙去，您退休多年，为什么不处理掉多余的书报杂志呢？母亲说已经分几批赠给了郊区学校，现在你看到的，哪本也不是多余的了。
蓉娜去翻动父亲的书架，有的书其实很多年都没使用过了，上面有陈年老灰。母亲的藏书也有这种陈灰。她问，为什么不雇小时工来清理清理？母亲说请过的，也很愿出力，但从书里抖落出纸片，见发黄薄脆，立刻扔掉，你父亲从垃圾袋里拣回来，已经无法补救——母亲说出那纸片文字的落款，一个文化史上永远留芳的名字。她说，你们多嘱咐，让小时工处理任何东西前都问一声，不就行了吗？母亲举出更多例子，防不胜防，如用吸尘器吸坏了线装书、用湿抹布擦脏了大画册……她又与母亲对视。母亲看穿她要问“那陈灰下的东西都留
着给谁”，她看穿母亲想说“除却陈灰是金子，都留着等你接收”。母亲叹了口气，仿佛也在替父亲叹，叹的是她虽有了一个那样的可融入西方社会的前程，却很难再接续那些被陈灰覆盖的本土文化遗产。她也叹了口气。她意识到自己心有余力不足，她所供职的跨国公司可以给她带来很不错的物质生活，还有西方一般水平的文化享受，特别是旅游文化的乐趣，但是要想不仅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接收父母欲她接续的那份本土文化却很难——尽管双亲收藏的书籍里也有不少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和一些西文原版书，但就连那书上的陈灰也仿佛在告诉她，那到头来还是中国本土的、在广泛吸纳中发展着的、需要下一代去承传的文化。
蓉娜回那边去了。她没有告诉母亲，也不想告诉任何其他人，她用小首饰盒装去了一些父母藏书上的陈灰。哪一天，谁，会来非常小心而且不出纰漏地扫除那些陈灰，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继承下北京家里的那一份文化遗产？那天她选定了分期付款的单栋小楼，家具都还没有运到，她将那只小盒郑重地搁到壁炉上，望着那只小盒，透过泪水，对面仿佛有父母的眼光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