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０年，我写过一篇短文：《今天我要离开贵州》。文章里除却表达了我对贵州山乡的感情，还流露出回归上海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是的，对于故乡上海，我不能说是陌生的，毕竟我在上海的弄堂里，整整生活了１９年；以后由于探亲、改稿、开会，时不时地也有机会回来，对于上海面貌的逐渐改变，多少也是晓得的。但我又不能说对上海十分熟悉，因为我终究有整整２１年的时间，生活在贵州，那儿离上海都市里的一切，是那么的遥远。

    而创作最需要的，偏偏又是切身的感受。如果没有这种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诸如弄堂、公寓、大楼、小院、单位、马路、城市的感受，对于人际关系、人物命运、社会风云的感受，文学创作是无法进行的。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感受着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一切，而且情不自禁地会把上海这座城市里感受到的人和事，拿来和遥远的贵州作比较。于是我经常用两副目光来看待上海和贵州。一些同行遇见我，经常问，在你的散文随笔中，怎么总会提到贵州？一些读者对我说，你有一种贵州情结。一些老同志见了我，会指着我说，我们从你的文章中，看出你对贵州的感情。是啊，我生命中长长的一段岁月，是在贵州山乡里度过的。上海和贵州，这是我生命的两极，即使在回归上海十几年以后，也抹不去。故而我把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３年期间写下的散文随笔集，就取名为《我生命的两极》。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抹不去的痕迹和烙印，在这五年时间里，我写下的五部中篇，尽管写到省城，写到上海，写到香格里拉，字里行间却还留有两副目光透出的视角。就是以写上海为主的长篇《华都》，其间有一组主要人物的命运，还是在偏远山乡的村寨上展开的。也许，对于我来说，这已是摆脱不了的一缕情思了。

    人类跨越千禧年的时候，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人的一生中，要同时跨越百年和千年的门槛，是难逢难遇的一件有意味的事情。况且跨越千禧龙年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蓬蓬勃勃的盛世之年。故而我把汇集了长篇、中篇和散文随笔的这一套书，题名为“叶辛新世纪文萃”，献给始终关注着我的读者朋友们。

    愿生活继续赐我以灵感和时间，愿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还能给读者朋友们奉献出新作。

    谢谢！

    叶辛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