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柳先生：
谢谢你三月十三号给我的信。
很早就读过你谈音乐的文章，经常读到你的通讯和作品，我剪贴了一些，因为非常喜欢。
你在第一点中说：
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大监，您的梅毒、太保都成为论题、成为把柄。
我非常赞同你指出的成为把柄的话。现在本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一些三十年代的文人们，天天想编织几顶大帽子朝人头上戴；不仅此也，他们甚至摘下他们过去的旧帽子朝人脑袋上丢。他们的惯技是抓你文章中的一个词儿，加上个字头或字尾（尤其是爱加Eism），做成把柄。然后不谈你文章中的深意，就到处宣传起来：例如我文章中提到梅毒，他们就说我提倡梅毒主义；我提到太保，他们就说我是文化太保；我提到周树人，他们就说我想当鲁迅二世，这种无聊的行径，就正是你所说的难堪的技术犯规。
他们另一个法宝是抬出这青年、这孩子来跟李敖连在一起。因为李敖是青年、是孩子，所以是儿戏是童言，并且胜之不武。虽然胜之不武，他们跟我斗起来却不遗余力：胡秋原的几淌长篇骂我；郑学稼一连骂我六个月，叶青发行的杂志连骂我十三期，其他还有从良后的内幕杂志、港台两地的有背景的刊物，以及可发表他们私人信件的晚报……总之，能使的法宝他们都使出来了。前些时候我看到叶青骂我的文字，说我李敖该回到大学历史系去再读几年
我看了真忍不住要笑。我心里想道：我在历史系只念了四年，他们就吃不消了，就要这样围攻我了。我若再读几年，他们更要焦头烂额了！
心柳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会以为我是自满吧！我这样说，心中并不好过。在七三六期《新闻天地》中的一篇《台湾挤挤挤挤》，说我搞得天下大乱。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最乱的，就该是那些三十年代的文人。她们既口口声声称我是青年人，他们就该知道跟我打笔仗是不妥当的，因为一代扰攘的他们已是另一个时代的落花飞絮，他们的方法是旧式的，军多只是三十年代的方法。人世的沧桑与历史的无情，早已论定了他们的成绩与败绩，可怜的是，他们仍旧酱在小磨坊里，没有一个能自觉他已是褪了颜色的人儿！
他们太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一个不行的李敖一出面，他们就招架不住了！就要用长文、报纸和杂志来浇我凉水、扯我后腿了！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所以我说，我心中并不好过。
你在第二点中说：
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这个意见我极赞成。我也赞成把这种问题谈得细一点，你说：
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knooreaboutlessandless）吗？至少我个人，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在写《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时候，就跟小鲁、汝森和孟能说，这篇看看病的文章只是一篇导言或引论。想不到这篇一出来，就像唐僧掉在盘丝洞里——被人穷缠了一阵，真是不虞之毁，也真划不来。
半年前，当我写文章初遭这些人找碴的时候，本来我还就他们不清楚的地方予以解说乃至讨论，所以翻旧账于先，再看病于后，目的无非是补充说明，同时盼望他们有听我补充说明的一点雅量。
但是事实的发展却异常丑恶，这些人的年纪与修养，正好成反比例，他们一发现个人的神龛有了动摇，立刻就本能的开始自我防卫，而防卫的手法就未免千奇百怪了！
他们有的骂我的令尊堂；有的造谣说我写文章是有传授的，并且跟我有深厚的世交关系的胡适之鼓励我骂人；有的预言打手李敖将首先滚入粪坑之内；有的说有人抹干我的眼泪，给我糖果；有的说我恶毒已极，下流之至；有的说我跟陈序经穿着一条裤子；有的说我是拿人家的苍蝇当螃蟹吃的叫化子、是小丑、是奴下奴；有人说我得到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和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的支持；最后，有的漂亮的太太亲自出马，骂了我一顿，并且声言要打我的耳光。
心柳先生，这些恐怖的报酬与长者的风度，你看了做何感想？在这些报酬与风度的泛滥下，我想你不会同意我跟他们继续讨论真假对错吧？
所以，几个月来，我一直用老僧不闻不问的态度来应付外界的营扰，同时我深信，唯一我该做的事，就是如何从看看病式的导言或引论，转进到细谈一些问题，多写几个分论。
至于谈得细一点，首先就涉及到西化的起脚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该从基本观念上一古脑儿丢掉任何农业社会的ideology。此障能除，其他一切不难。因为在实际上，我们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学院等等都不足道）！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一点法制史、一点等因奉此的应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文学院算是东方文化的逋逃薮，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则纯是乌烟瘴气，看不到几分新思潮。除了极少数有新头脑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说是陈货出清式的大甩卖！
从高等学术机构往下看，用大量观察（mass－observation）
的法子去看。物质方面，我们早已是西学为用了！除了我的长袍和少奶奶们的绣花鞋外，还有几件东西不西化或受西化的影响？（女人的旗袍已暴露到苏茜黄的世界，这真使洋婆子羡煞！）
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看到穿西装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间羞耻为何物的法学家……可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该知道使人不串假戏不是一蹴可几的事，我们还得慢慢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的！
最低层的小百姓从曳引机中展开他们的憧憬，最高层的知识分子从学理工展开他们的抱负，很少人肯在故纸堆中钻研他们的伟业了！他们看到这些线装书中的者小蠹虫们高谈义理或考据，他们早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新亚书院五千年还令人高两百八十八年以前，吕留良在他答张菊人的信里，痛苦地写道：
……横术广广，吾道无人，其可不疾病屈头而肩此大担那……亦以同溺于漩涡之中，不得不号责子有力善泅者耳。（《吕用晦文集》卷一）
几年来，在守旧的漩涡，我一直期待能有善泅者出来游泳给我们看，可是我等不到。最后我只好自告奋勇。也许我游不到、游不快、游不好，但我总费劲游了就是。我不游，我干什么？难道我也去打牌？
李敖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后记〕这信发表在《文星》第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台北出版）。发表后，自然又被文警和文丐臭骂一通。东方望看了我这封信，写了一篇《要学打牌》（《文星》六十号《忽然想起》，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他感慨他说：
如果自问不是有力善泅者，总以少下水为妙。于是乎只剩下一样玩艺儿我可以学：打牌。
这段有趣的提示，也许值得每一个知识分子思考的。既不有力善泅、又不学打牌的人，往往都给东方望惹来麻烦。东方望曾负生教重任，我后来在生教所，就受他管辖。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这位老朋友，使我人生多了离奇的一页！附录吴心柳先生来信李敖先生：
最近一连读过您几篇文章，又隐约发现您也是青年人，故而对文章后面那个挥洒凌厉、周敏好学的影子，十分心仪。虽然，我不尽然同意您的观点，但这封信的主旨，仍然是一个议者对作者所乐于表达的一种敬意。
我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懂哲学，但对于最近的东西文化论战。
感到头昏目眩。第一、我觉得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太监，您的梅毒、大保都成为论题、成为把柄。这真是一种难堪的技术犯规。第二、我觉得参战双方首先应该把西方文化立一界说，主张全盘西化的，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西方文化也有多种多类，是否照单全收？会不会拉肚子或撑死？我们外行人比较要先知道这一点，不然文理淆混，徒见意气。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knooreaboutlessandless）吗？我已同时向萧盂能、陈小鲁二兄发出呼吁，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因此，我倒很想读一篇您写的：《我们要从哪里吸收西方文化？》。若此文一出，对徐道邻先生那封公开信，也算有了答复了（徐先生说您主张吸入梅毒呢！如不弄清楚，恐怕台北市卫生局也不答应的）。还有：每月花钱买杂志的人，也是喜欢对愈小的事情知道得愈多的（至少这种人不会大少）。我希望学史的人挺身而出。
以一种科学而负责的精神，把中西文化的本质做一定量与定性分析，除去其最大公约数（这一部分东西最容易给学混子会来踢皮球了），把剩下精粹相异之点，来一个分析比较，然后登高一呼：我主张丢掉米饭改吃面包！就是错了，也比胡秋原先生那种一泻千里尽见浑水的大文要可爱得多。至于四十年前的尊攘德赛之论。
当时已嫌太笼统，今天不该说得更清楚一些么？
当然，立界绝非易事，事实上，今天的东方不管你反对与否，也正在不停的西化之中。在台湾，没有人再以为啤酒、香烟、电影、西装，为西方文明了；但在日本，连歌剧、基督教（所谓小群的）、原子炉、军刀机都以为是他们自己的了。我们局外人就是想知道在史学家心目中，中国人应该如何丢掉那块沿习之饼（TheCakeofCustom），而借摹拟、消化，去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个体而已。
您是学历史的么？如果不，这份业余或半业余的研习精神可真惊人。我是一个新闻记者，非对历史与文化前途有特大兴趣，只是像采访新闻一样，想知道事实而已。
吴心柳
三月十三日香港